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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对苏联模式科学定位 　　记者：肖老师，您好！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话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热议。与此同时，关于苏联模式的议论也多了起来，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与邓小平的论述相去甚远的看法和说法，使问题变得有些混乱不清了。 　　肖枫：是的，情况表明，对苏联模式的科学定位仍然是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虽然早在20多年前苏联模式已经随苏联的崩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因为这一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在战后随世界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而扩展到了世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中国也曾搬用过这一模式，且深受其害。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要“以苏为鉴”，强调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考虑“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能“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按邓小平的说法，是解决“从苏联搬过来的”、“长期没解决好”的问题，实际上是将苏联模式当作中国改革的“对象”看待的。所以，中国如何改革和发展，与如何认识和对待苏联模式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难以完全割裂的。 　　记者：您能否重点谈谈如何看待和对待苏联模式的问题，以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呢？ 　　肖枫：好的。这要从苏联模式相关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含和用法的历史演变谈起。关于苏联模式，西方的含义和用法（包括苏联），与我们中国的含义和用法是很不相同的。 　　“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等概念，开始是西方用来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贬义词。斯大林主义，常被作为“极权主义”、“独裁暴政”的同义词，作为“红色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在1945年后的美国使用尤其普遍。斯大林模式，通常指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它作为“模式”，与苏联模式常可互相通用，或被表述为“斯大林―苏联模式”。总之，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这些概念，虽然彼此间有些差别，但西方对此并不重视，他们要突出的是其使用这些概念的共同目的，这就是：它们不仅仅否定斯大林个人，而是将斯大林与苏联的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乃至苏联的全部历史、苏共的全部实践“捆绑”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而全盘彻底予以否定的。当然就时间而言，“斯大林主义”出现得更早，而作为“模式”的两个概念要靠后多了。 　　苏联党和政府长期不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媒体也频繁使用“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等概念，是作为“兵营式社会主义”、“极权制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以便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在含义和用法上与西方没有什么区别，是主张全面彻底否定斯大林、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的历史和苏共的实践的。 　　中国从来就不赞成并且反对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一系列论述引领下，“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已被广泛采用。然而中国使用这些概念时，在含义和用法上与西方和苏联剧变时期是很不同的，中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和具体内涵。中国使用的“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意为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中国对苏联模式的评价是很负面的，但并不否定苏联要搞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正确的、符合历史趋势的。实际上中国的态度有两层意思：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不行，但苏联要搞社会主义本身没错。 　　记者：邓小平是如何使用“苏联模式”这一概念的？他又是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一模式的呢？ 　　肖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邓小平相关论述的引领下广泛使用“苏联模式”这一概念，总体上看，使用这一概念的含义和用意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邓小平是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别开来的，主张坚持前者（集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彻底地改革后者（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机制）；不能因体制出了问题而否定制度本身，也不能为坚持制度而拒不改革具体体制。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些青年因社会主义具体做法上出了问题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他强调要教育青年不要因“具体做法”上的问题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随后在中国改革进程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存在着“如何搞社会主义”、采用什么“体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基本制度”是搞社会主义的“前提”，非常重要，但也不是万能的，还需要有合适的“具体体制”才能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体制改革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对于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