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职业社会性价值分析.docVIP

律师职业社会性价值分析 　　摘要：我国律师职业的“社会人”身份是从“国家人”逐步变化而来的。这种情形导致无论律师业内业外，对律师职业的社会性都缺乏足够的认知。这是律师常常遭受攻击的原因之一，需要学界从主体身份、服务领域、服务对象、与委托人关系、服务方式等各方面对律师职业社会性做出全面的学理界定，并由此看到律师职业社会性在律师制度建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民主法治进步等方面的价值，以促使社会公众尤其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对律师职业社会性达成正确认知，以促进法治文明的进步。 　　关键词：律师职业；社会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8)05－0068－04 　　 　　我国公众普遍对于律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它代表正义，代表公众利益，如果看到事实不是这样，就觉得律师坏了良心，甚至对律师进行攻击。对律师性质、功能认识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民众没有在内心确立对律师职业身份的正确认知。律师制度如同法院制度、法官制度一样，是国家提供给社会主体的保障制度之一，但是，律师与法官、检察官的身份性质不同，他们保障社会主体实现权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式和途径有重大差别。律师是民，没有权力，而法官、检察官是官，掌握着国家权力。因此，这就产生了律师职业社会性的相关问题。在我国，对于律师职业的社会性，不仅缺乏律师职业内部的自我认知，更缺乏外部的社会认同。这也是社会上关于律师职业状况的评价和一些对律师职业的抨击有失客观的原因之一。2007年10月29日新修订的《律师法》在1995年《律师法》的基础上，用更多条款来体现律师职业的社会性。本文研究和揭示律师职业社会性的意义，就在于促进社会公众尤其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对律师职业形成正确的认识，同时，促进律师制度完善和律师职业发展更加符合律师这一职业本身的客观规律。 　　 　　一、律师职业社会性的学理界定 　　 　　(一)立法变化 　　在我国，律师的职业身份经历了一个从“国家人”到“社会人”的变化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设立律师制度和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律师制度时，律师都被设定为国家公职人员。1980年律师制度恢复时的《律师暂行条例》明文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这种规定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对律师职业性质的认识。就当时的情形看，这种“国家人”的身份也许比较有利于刚刚恢复的律师开展工作，但是，就长期效果看，其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律师是“社会人”(社会法律工作者)，还是“国家人”(国家法律工作者)，对于律师职业能否获得社会主体的信任至关重要，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法律服务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初期的各种制度安排，对于国人的民主法制意识形成有着先入为主的作用，即在人们对律师职业没有认识的情况下，律师制度恢复之初的这种“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定位给人们传达了一个扭曲的概念。人们因为“国家法律工作者”这个身份对律师代表正义和公正产生了过高的心理期望，超出了律师的功能范围，成为现今人们正确认识律师职业性质的障碍。律师职业并不直接代表正义，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不同，不代表国家，具有鲜明的民间特征。人们评价律师时说它“维护社会正义，守护社会良知”，这其实描述的是律师在社会架构宏观方面的作用。从微观角度看，律师的工作就是代表当事人，维护其具体的合法权益。当律师的行为无法满足人们内心的“要求”时，人们就会对律师产生失望甚至憎恨。我国律师制度恢复近30年间发生的众多侵害律师的事件多与这种心理认知有关。 　　从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把律师确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开始，就注定了中国律师的发展之路是一条改革之路。从1983年的承包责任制试点，到1984年司法部《关于加强和改革律师工作的意见》允许聘任不占编制的律师，到1988年司法部《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改变国家包办律师事务所的做法，再后来到1992年司法部允许“一所两制”，已突破了《条例》为律师设定的“国家人”的身份限制。但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一直到1993年12月26日，在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务院原则同意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才明确提出律师是为社会服务的法律工作者。律师职业身份变化，是中国律师制度改革最为重要的成果。1995年颁布的《律师法》只是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这一改革成果。该法第二条关于“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执业人员”的规定，就是我国立法确立律师职业主体具有社会性的法律依据。2007年新修订的《律师法》又进一步明确了律师职业的社会性身份，以更多条款体现出律师职业的社会性属性。 　　可见，中国律师职业的社会性是随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