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需在可持续”上狠下功夫.docVIP

精准扶贫需在“可持续”上狠下功夫 　　从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看2002-2015年中国城市和农村低保人数变化的趋势：2002年以来，城镇低保对象的规模一直保持着稳中略有上升的发展态势，并在2009年达到峰值。但从2010年开始，城市低保对象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农村低保对象也一样，其峰值出现在2013年，随后逐年下降。 　　城乡低保对象，每年都在迅速下降。应该说，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不少低保对象已经“脱贫”而不再需要救助的缘故。但是，在减少的低保对象中，还存在少数被“甄别”出来而取消了低保资格的。 　　为了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大扶贫”概念和“四个一批”的措施，即除了“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还“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细细琢磨就可以发现，这“四个一批”恐怕一个不能少。这就是说，如果离开了“低保政策兜底”，就难以达到“大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实事求是地看，并非所有的贫困人口都可以通过经济扶持的方式帮助其脱贫。因此，在“四个一批”中，还必须有“低保政策兜底”这一条。反过来说，保障最低生活水准的救助方式，其本身的制度设计就是建立在维持最低生活需求的理念上。从全局看，这不啻是“以守为攻”的策略――该攻的要能攻城拔寨，该守的要能固若金汤――这样，才能夺取反贫困的全面胜利。 　　但是，低保救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项制度可能会受到两个方面的质疑。一种责难是，这样的制度会“养懒汉”；但同时也会有另一种声音，这样的制度在行政程序（家计调查）上过于苛刻。如果对此缺乏认识和定力，常常就会造成左支右拙、两面不讨好的结果。当然，现在制度实施中的偏颇应该是前者，把“错保”乃至“骗保”的现象扩大化或者说泛化了。譬如，现在一般都在家计调查中增加了对家庭财产的限制。因此，少数低保对象被“甄别”出来，这是政策变动造成的结果。但在社会舆论中，这种情况常常被描述为“骗保”，使其被污名化了。另外，在以往制度中嵌入“财产审查”时，考虑并不周全。低保救助制度针对的是现实存在的贫困或生活困难的人群，所以对财产的限制必须考虑其“可变现性”。按国际惯例，不能即时变现的家庭财产是不应计入限制范围之内的。现在个别地方又用临时救助来弥补政策变动中“做过头”的缺失，其实会使低保救助碎片化。从社会政策的理论来说，统一而又简单的政策才是好政策。 　　国际上反贫困倡导“资产建设”的理性思维，并不认为贫困家庭非得家徒四壁、一无所有才能接受救助。“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贫困家庭真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很可能破罐破摔，要让其恢复生活的信心是比较困难的。 　　如何在理论上理解精准救助？ 　　要真正理解精准救助，就得先理解贫困的真实涵义。在日常生活中，贫困应该是一个常见的词汇或者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这其实告诉我们，贫困的识别并没有那么复杂。但同时，贫困作为一种“随处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给我们一个错觉，即贫困是一个简单的事物，这样的认识可能妨碍我们去深入观察和理解贫困。 　　实际上，当我们试图深入地理解贫困，尤其是把贫困现象与产生贫困的原因联系起来时，我们会发现，贫困的内涵其实非常复杂：首先，显而易见的是，贫困是“匮乏”――从单纯的物质匮乏，一直到将社会、情感和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的匮乏都包含在内。其次，当我们把贫困现象与致贫原因联系起来时，最容易想到的可能是“能力”，即贫困是相关的个人或群体缺乏能力。加以深究，我们会发现“社会地位”的重要影响，亦即贫困是因为与之相关的个人或群体的阶层地位排序处于社会底层。最后，如果我们过程性、历时性地看待贫困，还会发现贫困是一种世代相传的文化。 　　再换一个观察贫困的视角，我们又会发现，贫困原来有三个不同侧面：第一，贫困是一种严峻的社会事实，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第二，贫困也是一种公众的社会评价，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第三，贫困还某些政策的不良后果，是一种难愈的社会弊病。 　　综上所述，贫困这种现象或事物，天然地具有两面性：一是表面看起来容易识别甚至随处可见。二是其内涵竟然如此的复杂和多面。 　　一般来说，涉及社会分配或资源配置的政策，必须用标准来规范。于是，这就常常造成一种悖论。当我们确定了一条贫困线或一个救助标准时，例如说，人均每月800元，那我们可以质疑，难道801元就不贫困了吗？810元就不贫困了吗？850元就不贫困了吗？……如果我们把标准提高，但“难道……就不贫困了吗”的问题仍然存在。 　　所以，人为划出的标准都潜藏着不公平的因素。但是，我们还要强调，具备诸如此类特点的社会政策又离不开标准。这就造成了一种事实或结果：既不能没有，但又要明白，这个工具性的标准并不具备确定性和唯一性。所以，我们不能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