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崛起社会文化解读.docVIP

德国崛起社会文化解读 　　德国的崛起是以一个“后发”国家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它后来居上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和发展潜力，可谓是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德国崛起背后的重要动力——不仅是经济实力的增强，更来自德国社会文化推动的思想创新。 　　德国崛起的前奏：日耳曼精神与普鲁士道路 　　德意志民族的祖先古日耳曼人原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落后岁月后，德意志民族走向了先进，逐渐形成了自强不息、崇拜权威、严谨思辨的日耳曼精神。在德意志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日耳曼精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精髓，更是解读德国数度崛起的钥匙。 　　国家统一与民族尊严是日耳曼精神的核心。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使得德意志民族养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却被拿破仑战争和内忧外困所粉碎。19世纪中期的德国，尽管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已经震撼着德国各个阶层，但各邦统治阶级仍从王朝利己主义出发，竭力维护分裂状态。虽然在国家分裂的状态下，民族的文化认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但是它只能使德意志民族停留于“语言民族”和民族的“文化概念”层面。因此，从民族心理而言，越是处于一种压迫式的状态，德意志人民对于统一的渴望就愈发强烈，对于在大国对抗中占据上风的现实需求和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心理需求也就愈发迫切。因此，统一问题既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目标，又是恢复民族尊严的前提。 　　正是这种地方邦国君主专制、神圣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历史遗留和现实统一任务的要求强化了日耳曼精神中崇尚权威的民族特性。既然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担此大任，那么德国只好回归权威崇拜的传统，依靠一个强人来领导德意志民族走向统一和繁荣。在这个民族文化背景下，专制的、军国主义的普鲁士被19世纪中期的德意志民族历史遴选为权威，这个权威又择举了容克资产阶级的代表奥托·冯·俾斯麦作为它的代表。 　　一个崇拜权威的民族，一旦有了权威的指引，便有了奔驰的方向。作为强权政治家的俾斯麦，在赴任伊始便明确普鲁士将其奋斗的目标指向国家建设而非王朝的发展，符合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时代精神，从而将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命运与由普鲁士统一德意志连成一体。俾斯麦最大可能地利用人们对统一的期望，以及恢复民族尊严的热情，成功地将文化民族主义转变为政治民族主义，利用爱国热情集聚了广泛的社会力量。 　　由于上千年政治分裂的格局，德意志人对小邦割据状态下形成的地域观念、地域文化和族群认同已经相当牢固，特别是德国西部和南部各邦受法国民主文化影响较大，因此接受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文化就变得相当困难。为了使普鲁士文化尽快向整个德国辐射，俾斯麦特别择取了日耳曼传统文化中的纪律与服从。俾斯麦个人的资质此时已被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了，将军队严明的纪律性与服从性作为新时期的民族精神，明显有助于普鲁士道路的迅速延伸。 　　德国崛起的动力：容克领导的德意志革新 　　德国崛起的真正秘密并非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在于领导阶层能够因时而进、锐意改革，不断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德国崛起的过程中，容克始终是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容克贵族往往被人们视为保守、专制和穷兵黩武的象征，但他们却在推动德国现代化过程中长期执行了不拘泥旧制和勇于革新的政策，使因时而进的革新精神成为德国施政的传统，为德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王权与容克贵族的紧密结合是普鲁士绝对君主制的显著特征。在容克的支持下，普鲁士领导者践行日耳曼人勤思辨的传统，始终奉行与时俱进的革新政策。因此，当我们讨论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等保守传统时，也不应忽视其始终一贯的革新传统——这才是普鲁士和德国迅速崛起的真正秘密所在。容克及其代表霍亨索伦家族虽属于传统统治阶级，却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长期执行了不拘囿旧制和勇于革新的政策，这在当时欧洲各国统治阶级中实属难能可贵。普鲁士主流派容克积极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吸收基督新教移民，奉行重商主义，鼓励王室贵族学习西欧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弗里德里希二世所实施的开明君主制改革不拘泥传统，推动了普鲁士国家和容克自身的资产阶级化，这使他们逐渐脱离了原先具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基本属性。普鲁士容克不断顺应历史潮流，在相当长时期内和相当程度上实际扮演了资产阶级的角色，最终确立了在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德国崛起的根基：秩序观念与规制嵌套 　　德国崛起的成功因素，还依靠高素质国民和思辨精神所嵌入的社会制度结构。二战德国之所以能对纳粹时期的罪行进行深刻反省，除了德国人勤于思辨的国民性格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战后重建中嵌入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抛弃了军国主义、权威崇拜等传统，继承了普遍选举、联邦制和福利国家制度，从制度上消除了强人执政的可能。从文化整体观的视角来看，社会结构的完善对于大国崛起来说举足轻重，尤其表现在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