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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史文化研究路径 　　摘要：对国际技术史权威期刊《技术与文化》最近十多年来有关技术创新史的论文进行了综合考察，参照文学理论和史学研究的新进展，从整体上对这些研究的方法论进路作了“文化研究”的理论概括与定位，从而尝试性地思考了国外技术史家在技术创新史研究中是如何引入建构论作为技术史的解释范式，并通过改进该范式，从而推动技术史走向对技术创新的“文化研究”路径的。思考了该解释范式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对技术创新史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技术创新；新文化史；技术编史学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09)02-0101-07 　　 　　国内学术界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该领域中对技术创新的历史研究却尚未充分开拓。而试图思考建构论和后现代史学对技术创新史研究的启发意义，并对技术创新编史学作系统思考的尝试就更少。这无疑制约了技术创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国外技术创新史新成果进行综述和理论定位，以考察国外史家在技术创新史研究中是如何引入建构论和文化理论。考虑到《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以下简称TC)刊物在技术史研究领域中的权威性与国际性，本文就以它最近十几年间发表的论文为文献分析对象，以探讨技术创新史研究的方法论走向。 　　 　　一、技术创新史视野的扩展及新的解释方式 　　 　　概括地说，20世纪80年代前TC的技术创新史研究在编史原则和论题上存在明显局限，学者们大多都在熊彼特的经济学范式下研究技术创新，有明显的技术或经济决定论倾向。技术史家普遍认同克隆兹伯格倡导的“与境论”编史原则，力图把人造物及其创新过程与经济社会环境结合起来，以解释技术创新的产生、扩散及历史影响，但却无法完全摆脱技术决定论和默顿范式的影响，从而也就始终不能很好地解决“与境论”问题。比如说，讨论技术转移时显示的西方中心论，整个技术史界对经济因素以外的更广泛的社会(尤其是文化)因素的忽视等，都表明学者们的研究带有辉格史观痕迹。T＆c第二任主编R.Post一针见血地把上述与境论概括为，充其量只是把“建制、社会变迁、智识源流、经济趋势等阐述为(技术的)周边要素”。 　　但80年代后，技术创新史研究视野有了极大扩展并开发了多样的历史解释方式，其中最具活力的就是建构论范式被引入技术史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解释方式――这可以说是开启了技术史的“文化转向”。笔者将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考察，以展示这种新路径。 　　1、创新过程的视野扩展 　　学者们更完整地描述了创新过程的更精微的进化过程与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工业化历史进程。有的学者着眼于考察创新的完整过程，有的讨论创新认识论，有的则着眼于揭示创新活动的某个以前未受重视的特殊阶段。 　　Morton关于有线录音设备创新的案例分析是着眼于展示创新进化全过程的代表性文章。该文考察了发明家及其发明活动、研究与开发过程、企业家投资经营、专利管理、该技术在公司和国家间的扩散与转移、技术的衰退以及新工业的产生等一系列阶段，展示了有线录音机创新的全过程。“并对那种系统建构的过于简单的解释方法发出了警告”，体现了对早期建构论的批判性发展。与上述研究类似，许多学者尝试运用并改进建构论方法来综合考察创新的进化过程与机制，如J.B.Gough(1998年第1期)、P.Nenshul(1998年第2期)、M.Hard和A.Knie(1999年第1期)、E.P.Russell(1999年第4期)、D.Mindell(2000年第3期)等的论文。上述研究表明，技术史家已不再孤立地研究发明或开发，而是以技术创新为平台把发明和研究开发等活动统一起来，把技术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进化过程加以考察。换言之，他们消除了研究、发明、开发和创新的人为界限，如今的创新研究已是以“创新”为指向的对整个技术活动的关注。正是这种全程关照使技术史家对创新扩散、管理、使用、衰退等问题投入了特别关注。 　　有学者直接讨论了创新的认识论问题。McGee考察了19世纪以前历史上存在的三种创新活动传统，即手艺(craft)、机械艺术(mechanicalarts)和建筑设计(architectural design)三种传统，从而着重分析的是发明和开发的认识论。Reynard则试图通过对18世纪法国造纸工场(mill)如何进行机器维护(坚持常规修理而尽量推迟大修理)的历史考察来解释一项技术创新的持久性(10ng-enduring)。Aldrich和Reuss则通过对铁路事故案例和河道建设案例的考察来说明创新活动中测试与理论建构的认识论问题。 　　除上述综合考察外，还有学者着眼于发掘以前未进入研究视野的阶段。自1998年以来就有十多篇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