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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介入侦查问题理性思考 　　［摘 要］为了顺应保障人权的立法趋势，我国在1996年刑诉法修改时规定了允许律师介入侦查阶段，这一制度的出现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和重要的实践意义，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操作中产生着一定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以实现立法的真实意图，充分体现我国刑事司法的文明程度。 　　［关键词］侦查价值 控辩平衡 律师介入侦查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89(2009)07－0003－02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初始阶段，同时也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与自由最容易受国家权力侵害的阶段，因此使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可以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一、律师介入侦查存在的理论基础 　　 　　(一)侦查价值角度 　　所谓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侦查价值由于人主体需要的多样性也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自由与安全始终是侦查价值系统中两个基本价值的取向。自由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是最低限度的人权。从这个角度讲在侦查阶段对被追诉者自由的保护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其基本的人权能否得到真正的实现。因此律师介入到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律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这一制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侦查阶段由单一价值目标向多元化价值体系转变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刑事诉讼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之一，充分体现出了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因此从侦查价值角度讲它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侦查目的角度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控制犯罪，保障人权。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子系统也应遵循这一标准。律师介入侦查阶段正体现出了控制犯罪、保障人权这一终极目的。这是因为在侦查活动中，侦查机关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其本身具有强大的力量这是单个的社会成员所无法比拟的。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了侦查机关所拥有的权力义务及其运用权力所应履行的程序，但侦查机关往往站在追诉者的角度从控制犯罪的目的出发，无视法律的规定只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以达到其追诉犯罪的目的，其结果必然以侵害犯罪嫌疑人人权为代价。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陷。通过律师在侦查过程中积极参与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收集其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以增加与追诉活动相对应的辩护力量，从而监督制约追诉机关的活动防止其权力滥用，充分体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 　　(三)侦查构造角度 　　我国的侦查模式是一种职权主义侦查模式，它强调侦查机关的职能作用。在这种诉讼模式下，将律师引入侦查活动十分必要，它是解决平衡侦查机关职权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它可以提高辩护方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使犯罪嫌疑人摆脱单纯作为诉讼客体的不利局面。它不但可以弥补犯罪嫌疑人由于法律知识不足而无法充分行使辩护权的缺陷，同时还可以及时收集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防止侵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现象发生。 　　 　　二、律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制度的缺陷 　　 　　虽然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介入侦查阶段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使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得到了扩张，但在实践操作中由于受传统职权主义侦查模式的影响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首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不明确。我国《形式诉讼法》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里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地位。这是一种立法上的缺陷。这种缺陷直接导致了律师权利的不明确，实践中给律师的辩护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无法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到更为有效地保护。 　　其次，聘请律师难。刑诉法虽然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但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法律知识欠缺，而侦查机关又没有及时履行告知程序，致使这一规定流于形式，律师无法及时的介入到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进行相应的保护。 　　再次，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难。实践中侦查机关害怕律师介入到侦查后妨碍侦查活动的进行，因而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设置了重重障碍，故意不与安排会见拖延时间，使律师无法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情况行使相应的权利。 　　最后，律师了解案情难。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律师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对“案件情况”界定不够清晰。实践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是侦查机关往往派员在场，只要谈话内容涉及具体案情立即就会被终止会见。在这种情况下，律师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就谈不上合法的保护。 　　 　　三、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完善与发展 　　 　　(一)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 　　首先，诉讼地位与权利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给予准确定位，这致使律师的权利不够明确。实际上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