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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反腐特点与趋势实证研究 　　网络监督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现象，近年网络监督呈蓬勃发展之势。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与网民交流时强调，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2009年11月18日，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考察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时强调，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切实加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拓宽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2009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将“网络反腐”一词收录其中，这是网络监督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中国执政者认可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一、文献综述 　　 　　国内有关网络监督或网络反腐的研究成果多见于论文，著作比较少。国内较早出现并且影响较大的是学者刘文富著的《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它从宏观层面论述了网络社会与实体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没有专门阐述网络舆论监督与腐败治理的关系。程金福论述了几代中央领导人在反腐问题上对待媒介的态度变化，但是没有更详细地阐释网络这一新媒介在反腐倡廉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他主要是一些有关电子政务和政府信息化的专著，且只有部分章节提及公众通过政府网站实施效能监督。 　　近年，国内有关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的研究呈现出蓬勃之势，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网络监督在反腐败中发挥的作用。如任建明、杜治洲认为政务公开压缩了官员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空间，同时网上举报、曝光腐败案例，也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强烈的警示震慑作用”。也有学者指出，网络监督具有举报腐败现象、监督公权运行、制造社会舆论三种主要的反腐功能。网络媒体的“放大”效应，可以使被监督者的行为立即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其次是网络监督或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如网络监督的主体合法性尚不明确，网络监督手段缺乏或受到限制，过早地公开腐败线索可能会打草惊蛇，使腐败分子有所准备，从而给查处带来困难，网络反腐还存在可操纵性和欺骗性”，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等。再次是完善网络反腐的比较宏观的建议。如：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网络聚合民意、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积极引导网络舆论，要切实加强民间网络反腐倡廉机制与国家层面反腐倡廉机制的有机结合，增强政府网络的透明度，增强公众的参与程度，严格规范网络反腐信息的合理处置，以法律规范网络反腐，并且官方反腐与民间反腐要相互依靠，并行不悖。 　　国外学者对网络监督的研究相当少，更多的是关注电子政务的反腐败功能。督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Thomas Barnebeck Andersen对149个国家1996年与2006年这两年的电子政务实践进行比较，发现10％～90％的电子政务工程减少了10％～23％的腐败。美国学者Dong Chul Shim等研究发现，电子政务促进了政府善治，改善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规范了公职人员的行为，从而有效减少了腐败的发生，而且像官僚体系质量、法律执行等的传统的控制腐败的因素一样，电子政务对减少腐败有持续的正面影响。 　　然而，对于网络反腐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网络反腐的意义和现状上，对于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也失之过泛，政策含义较弱，且重复研究较为普遍。同时，规范研究较多，实证研究极少。鉴于此，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支持下，我们构建了一个网络反腐案例库，对我国目前的网络反腐事件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网络反腐，是指网民在互联网上以发帖等方式提供腐败行为的线索或证据导致腐败分子被查处的事件，或是被证实为虚假信息的事件，不包括公众在官方网站进行网络举报。 　　为了对我国网络反腐的特点和趋势作出较为客观的判断，我们没有采用当前网络反腐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而是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网络反腐事件进行基于案例库的实证研究。一般来说，以实证方法研究腐败问题总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数据可靠性和客观性的困扰。比如，检察机关或纪检部门的数据比较可靠，但是很难获得，因为官方的很多数据是保密的；而来自报刊、网络等媒体的数据，尽管获取相对容易，但又有可能不可靠或不全面，也不能完全反映腐败的客观状况。况且，还存在“腐败黑数”，即未被发现的腐败。因此，对于一般的腐败或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不论采用哪种来源的数据，实证研究总会有些局限。而网络反腐的实证研究则不同，网络反腐事件本身是已经网络上公开并受到广泛关注的事件，不涉及资料的保密问题，同时，通过网络搜索能够很容易地获取较为客观的数据，从而确保了实证研究数据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