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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东盟档案工作社会效益因素分析 　　[摘 要] 文章从当前中国―东盟档案工作所处的初始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结合具体事例分析探讨影响中国―东盟档案工作社会效益的深层次因素，从而为中国―东盟档案工作的效益发挥提供帮助。 　　[关键词] 社会效益；影响因素；中国―东盟档案工作 　　[作者简介] 沈奕，钦州学院办公室馆员，研究方向：档案管理，广西 钦州，531000 　　[中图分类号] G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5）03-0029―0003 　　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真实地记录了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联系的过程，有些成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凭证，有些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秘密武器等，这些都是档案价值的表现。而档案工作的效益与档案价值紧密相关，下面内容将展开论述中国―东盟档案的社会效益及其影响因素。 　　一、处于初始阶段中国―东盟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 　　中国外交部前部长钱其琛于1991年5月致函东盟秘书长，函中表示希望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科技等各领域建立对话关系，得到了东盟的积极回应。中国与东盟从开始正式对话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中国东盟由开始的对话与磋商，到建立互信伙伴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和拓展。在此期间，中国―东盟的合作表现在各个方面，如交通合作方面发表的《中国―东盟互联互通交通部长特别会议联合声明》等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的双边协定等。这些协议本身就是一种档案，它们强调了中国―东盟双方的权利义务，为之后的中国―东盟的交往明确了方向、路径和具体方法。 　　虽然中国―东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从时间上看，二十几年的历史只能说明这种交流与合作仍处于初始阶段，它们之间还需要相互了解、理解和磨合。例如，2010年1月1日如期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缩写CAFTA），其贸易值占了世界贸易的13%，从侧面表明中国―东盟的交流与合作所形成的资料非常有限；从空间上看，我国档案馆的馆藏结构中，存有东盟国家的档案资料还不是很多。中国―东盟的交流与合作资料局限于某些协议和规定以及某些会议或者重要活动的记录，并且许多资料需要从媒体记者那里得到；从内容上看，“广西档案馆保存的东盟档案中，报纸和期刊，网络资源基本是通知报告等文件材料。档案种类不多，只有少量的文字、图片、声像档案、东盟国家的赠品等。”[1]中国与东盟国家虽然签订了许多协议，但是影响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在今后的交往中肯定会产生重大影响，只是落实需要时间，需要一定的践行才能发挥它应有的效用。 　　二、经济因素对中国―东盟档案工作社会效益的影响 　　如果一项活动的开展没有经济支持，那么许多宣传与策划都将成为纸上谈兵。档案工作要发挥社会效益，需要一定的辅助载体，需要投入一定的管理成本，生产投入以及技术引进等。例如，“2004年11月，中国―东盟签署《货物贸易协议》，逐步消减或取消了原产于对方的7000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2]，并且部分实现了《零关税协议》。这些协议为中国―东盟双方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了依据与保障，自贸区实施降税后，双方企业减少了关税支出，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这种积极影响也上升到更高的维度，即增强了双方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老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新成员如柬埔寨、越南、缅甸、老挝四国的经济实力较差，资源缺乏，基础设施落后，远不能满足档案管理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国―东盟档案工作效益可以分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档案不会自行地发挥出价值，需要人的开发利用才能体现它的意义所在。 　　“区域经济合作为中国―东盟档案工作社会效益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中国与东盟签订FTA（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中国―东盟的交流与合作。”[3]通过协议，许多中国公民到越南、缅甸开设工厂，到东南亚国家承包工程项目如修建铁路、公路，这些建设不仅为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便利，促进了东盟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中国―东盟的交往联系，为一部分中国人的就业和发展提供平台、创造机会。 　　三、政治因素对社会效益的影响 　　“档案工作是一项政治性的工作，在阶级社会中，档案工作体现着一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4]。我国外交上的政治立场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为经济建设创造和平发展的环境，主张以和平手段处理争端，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经济。因此，我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通过和平协商，建立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带头遵守国际规范，尽量避免发生正面冲突。 　　中国―东盟的档案资料中，包含《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中国和东盟各方面的联合声明以及协议等，对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解决其他历史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