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中国化道路理论整合视角.docVIP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道路理论整合视角 　　摘要：“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是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一部分。在文化转-向语境中，“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要求建设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心理科学”。从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出发，这意味着以中国为现实文化主体的知识体系整合，即中国本土文化与心理学经验知识的双向诠释和建构。在经验基础或逻辑方面，整合要求进行知识体的区分；在体系建构和诠释方面，心理学知识体系的编篡服从于元理论层面的修辞学规则。 　　关键词：中国化；本土化；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修辞学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1-0104-05 　　 　　20世纪上半叶，当中国学者向国人介绍西方心理学时，正值“赛先生”引领学术文化的风潮。心理学是科学。科学知识是普世的真理。在这种语境中，“西方心理学”一语，只有在历史学的意义上，甚至只有相对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而言，才有使用的必要；而“中国心理学”，仅仅意味着中国心理学家为“心理科学”所作的贡献。显然，少数杰出学者在不同语境中所论及的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这时还远远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逐渐升温，并成为当代心理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一部分。各个国家在发展“本土心理学”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是思考“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所无法回避的；“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为世界各国以及相关学科“本土化”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本文以本土心理学元理论研究为背景，尝试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建构一个后经验主义理论整合途径的框架。 　　 　　一、作为科学的中国心理学：从本土化到中国化 　　 　　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要求建设“作为科学的中国心理学”，即以“中国”为主体的心理科学。本土心理学是文化心理学的“第三波”。作为心理学文化转向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文化心理学试图以“文化相关”的研究取向，探求心理学困境的解决之道。在心理学文化转向的语境中，由于缺乏可以作为母版或参照的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就不可能仅仅专注于中国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性。“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心理学”的语境中，在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语境中，作为心理学文化转向的一部分，探寻“合理的心理学”。这种“合理的心理学”不是作为西方心理学研究的对立、补充或延伸，而是“作为科学的中国心理学”，在这个语境中，“中国心理学”本身，就必须是完整意义上的“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开端，一般追溯到潘菽先生于1939年提出“学术中国化”的主张。但这一学术运动的真正开始，或者说现实地延续至今，则始自中国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作为国际公认的四个最主要的“本土心理学家”之一，杨国枢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1988年，为便于国际交流，“中国化”改作“本土化”，“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也就随之演变为“中国本土心理学”。以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等先生为代表的“本土心理学家”，强调心理学知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契合，主张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的心理学研究。在国际心理学中，这些理论立场扬弃了“菲律宾人心理学”(SP)和“墨西哥民族心理学”等早期的本土心理学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中国心理学界自始至终并未放弃形成于20世纪初的“科学心理学”观念。与港台学者所倡言的“中国本土心理学”相对，内地自发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念，虽然同样关注心理学的应用、实践，但更多地强调心理学的移植和在此基础上的建设。这种本土化观念与V.G.Enriquez所批评的“外衍本土化”的区别是，中国心理学家所追求的心理学理想并不是作为知识体的移植，而是作为一个国际学科的培育。在时代文化观念中，这种学科培育的合理性内核是，中国心理学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本土化”也就是从落后走向发达③。在国际心理学中，这类似于北欧或日本心理学的学科发展模式。 　　显然，在中国心理学语境中，分别以港台和内地为代表，“本土心理学”与“心理学本土化”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在潘菽先生关于学术中国化问题的主张中，“文化”与“科学”即使不是同等重要，也是不可偏废的。但是，随着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的深入，却出现与西方心理学一样的情形，文化与科学被割裂、对立起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心理学的“文化”根基。与北欧和日本的情况类似，内地的“本土化”理念几乎没有触及到西方心理学在文化方面的缺失，仍然是心理学文化转向所批评的“西方中心论”心理学在中国的延伸和继续。而本土心理学对“文化”的把握，一直在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人口学界定和以“儒家文化圈”为特征的语言学分析之间摇摆，也并没有真正把握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