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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品质培养研究综述 　　【摘 要】积极心理学关注个体内在的积极力量，强调个体积极品质的培养。大学生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如何促进其积极品质的发展与培养，已成为当前研究的前沿课题。围绕着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品质培养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评估方案等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探索。本文就思想政治教育与积极品质培养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以促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品质；综述 　　一、引言 　　20世纪末，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提出了积极心理学，强调其“目标就是促使人们能够把关注的焦点聚焦于正向的、积极的层面，而不是负性的、消极的层面。”[1]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兴趣，开始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引进这一理论和观点。积极品质作为核心概念之一，已成为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那么，什么是积极品质？思想政治教育是如何培养积极品质？有哪些因素影响其效果？如何对其进行评估？为了深入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就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积极品质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以期进一步促进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品质培养的现状研究 　　近年来，随着和谐社会的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进一步优化，许多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开始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品质培养的理论研究的力度，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品质的内涵 　　什么是积极品质？这是学者们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在西方，Hillson和Marie首次提出积极品质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有助于个体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压力情境的积极人格特质。[2]也就是说，Hillson和Marie将积极品质看做属于个人层面的积极的人格特质。后来，塞利格曼将积极品质定义为：六种美德和二十四种力量，包括：①智慧与知识；②勇气；③爱与人性；④正义；⑤节制；⑥灵性与超越。[3]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进一步探讨积极品质的内涵。孟万金指出，“积极品质是在遗传和后天环境的交互作用基础上所行成的相对稳定的正向性心理特质。”[4]因此，在他看来，积极品质的形成一方面受遗传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后天环境的影响。刘翔平认为积极品质是与消极心理学相对，并与积极行为相关的心理过程。在他看来，积极品质的获得可以通过不断地练习。 [5] 　　纵观上述研究，笔者认为积极品质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受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能帮助个体有效的应对困境；具有稳定性和可塑性。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积极品质定义为：在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能有效帮助个体应对困境的、并具有稳定性和可塑性的正向性心理特质。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积极品质的主要措施 　　国外学者对于积极品质的培养，侧重于促进个体自身潜能的发挥。一类是以Sin和Lyubomirsky为代表，主张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角度，运用感恩实践、目标设置和希望疗法等措施，培养个体的积极品质；[6]另一类则是以Peterson和Seligman为代表，认为“首先需要通过VIA-IS识别出标志性力量，其次需要具体强化标志性力量”[7]来挖掘个体的积极品质。国内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对积极品质的培养，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有三个角度： 　　一是从心理资本的角度出发培养个体的积极品质。比如，广西大学的梁慧借鉴心理资本开发模型，主张通过志愿者活动、班会、社团活动，积极归因方式以及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树立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信心，从而增强大学生的乐观和希望品质。[8] 二是从心理辅导的策略出发挖掘个体的积极品质。如重庆工商大学的仇潇蓉对于大学生积极品质的培养，主要采用由“观察和保持距离阶段――调查阶段――场合鼓励阶段――言语表达阶段――扩大目标阶段”等五大阶段组成的心理辅导策略和叙事式辅导策略。[9]三是从影响教学的因素出发深化个体的积极品质。如重庆工商大学的李自维、张维贵主张通过树立“以为人本，情感育人”的教育理念，丰富课外活动以及营造健康向上的氛围等几个方面培养大学生的积极品质。 　　以上三个培养积极品质的角度从理论上来讲都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实践中所推行的仍然是灌输式教学，没有关照到学生内在的积极力量，仅仅是以帮助学生消除对知识点的困惑为目标。长此以往，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可能会成为一个完善的、自我实现的独立个体。 　　（三）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品质培养效果的主要因素 　　在影响效果的因素分析中，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维度： 　　1、教育理念的偏差。塞利格曼在《真实的幸福》一书中指出：“当我们运用自己的优势和美德时，我们会感觉良好，我们的生活会充满‘真实性’”。[10]但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习惯于首先关注学生的消极方面、不足和问题，过分强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