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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妮莫里森作品文化母题探析 　　西方文学深受《圣经》影响，不但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圣经》阐释系统，也影响到很多作家的创作实践。因此，我们往往可以在作家的作品中所展现的描写对象与特定的文化母题之间寻找到联系。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亦是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去审视美国的圣经文化，采用十分巧妙的方式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在丰富美国文学圣经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有效地拓展了托妮?莫里森的文化母题。 　　一、救赎罪恶与托妮?莫里森的创作 　　迄今为止，托妮?莫里森是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美国黑人女作家，中国学术界对于她的关注也主要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从诺贝尔的颁奖词中我们了解到，托妮?莫里森“在富于想象力和诗意的小说中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此我们不难看出，托妮?莫里森的创作主要涉及小说、诗歌两大领域，而构建起她笔下文学世界的主要内容则是“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美国社会中由来已久的黑人种族问题。非但如此，女性的特殊身份使得托妮?莫里森关注的对象更多地集中在黑人女性的身上。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她是“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继赖特、爱里森之后的又一座高峰”[1]。 　　当我们将托妮?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归入黑人女性作家的群体之后，就会发现她的创作往往并非首创或特立独行的产物，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作为基础，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圣经文化。“普遍认为，圣经是某种对于上帝的本质的崇高的论述或者是对宇宙和人性在自然中的位置的论述，也可能是跟大多数宗教典籍一样只是一种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加有道德感、更加满意而设定的一套规则。”[2] 　　很多人仅仅将《圣经》视为宗教的产物，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它作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源头，不仅成为普通民众在黑暗的岁月中继续生存下去的精神动力，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基督教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历代的文学家、艺术家不断从中寻找创作的灵感。“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家们或借用或援引其思想与结构，通过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创作体裁逐渐形成了一种从中生发出来隐含在文学作品内部的圣经文学传统，并通过文学作品这一载体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3] 　　基督教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这种强烈的原罪文化主导了西方文化的塑造，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对于人们而言，原罪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七种，是导致人类在生命历程中经历诸多痛苦的直接原因，但它所带给人们的痛苦有可能是上帝对于子民的管教，也有可能是恶魔带来人类的痛苦。人们只有虔诚地信奉上帝，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拯救和救赎。托妮?莫里森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于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她的作品主要是围绕着黑人在数百年间所遭受的苦难展开的。这不仅包括肉体层面的折磨和痛苦，更包括精神层面的因素。《宠儿》讲述的是黑人女奴为了不让后代遭受和自己一样的命运，狠心杀死“宠儿”的故事。《最蓝的眼睛》讲述了佩科拉为了得到一双蓝色的眼睛却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爵士乐》奏响的是一曲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却不得不北迁的悲歌。 　　黑人作为奴隶从非洲被贩卖到美洲经历了太多的痛苦，更为重要的是迎接他们的是非人的种族制度和奴隶制度。在托妮?莫里森看来，黑人在数百年间所遭受的痛苦都是不公正的，他们并不能在基督教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救赎自己的罪恶，所有的一切原本就是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族群的压迫、歧视造成的。 　　二、肉体与精神苦难的文化母题 　　“莫里森深谙苦难与死亡圣经文化母题，而事实上，莫里森小说中经常提到的是世俗意义上的痛苦、苦难以及厄运。这些痛苦或是苦难涉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爱情、婚姻、家庭等，而这些也是整个美国黑人种族历史与现实的苦难所衍生的。黑人种族就像古代的犹太人一样有着被压迫、被歧视、被奴役的苦难而屈辱的历史。”[4] 　　在莫里森的笔下，黑人族群在数百年间所遭受的屈辱、痛苦和折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不同于同一时期的美国黑人女作家在表现黑人所遭受的痛苦时主要集中于精神层面的描写以及采取虚构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叙事，我们发现莫里森的作品既有对小说主人公遭受的人生悲剧的精神描绘，也包括对肉体痛苦的细致刻画，最终往往落脚于精神层面的解析，这一写作模式在她的代表作《宠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个发疯了，一个被卖了，一个失踪了，一个被活活烧死了，而当时我嘴里塞着马嚼子，手被反捆在背后。[5]72 　　卖掉的那个再没回来，丢掉的那个再没找到。有一个，他知道，肯定死了。[5]125 　　任何一个白人，都能因为他脑子里突然闪过的一个什么念头，而夺走你的整个自我。不止是奴役、杀戮或者残害你，还要玷污你。玷污得如此彻底，让你都不可能再喜欢你自己。玷污得如此彻底，能让你忘了自己是谁，而且再也不能回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