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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电影化夏衍剧作审美价值建构 　　夏衍的创作是在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思潮的交汇、冲击、影响中走向成熟的。他的作品被称为“现代现实主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理念。戏剧电影化是夏衍剧作的独创之处,有着特定的“上海语境”和“蒙太奇”等电影手法的影响。研究夏衍戏剧创作的电影化倾向,可以窥探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的建构方式。 　　[关键词]夏衍；戏剧电影化；上海语境；审美价值；蒙太奇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3-0213-04 　　吴斯佳(1983―),女,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戏剧文学。(浙江杭州 310028) 　　 　　夏衍涉足话剧、电影的创作,“完全是‘票友性质’,主要是为了宣传,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对政治的看法”[1](P227)。从一开始,夏衍的剧作便带有了政治宣传的功利性,因此,以最具宣传效果的方式达到唤醒民众的作用便成为夏衍所追求的目标。于是,夏衍在左翼作家联盟委派下进入了电影圈,从而“掌握了电影这一最大众化的十分重要的艺术宣传武器,使之在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斗争空前激烈的十年内战时期显示了战斗的威力”[2](P53)。可是,电影与生俱来的浓厚的商业气息阻碍了夏衍的创作,所以,更为纯粹,更为艺术化的话剧创作便成为夏衍转型的方向。正是由于夏衍创作中发生这样的转变,难以抹杀的电影创作的影响以及电影创作在叙事过程中远优于戏剧的特性便不知不觉地在夏衍剧作审美价值体系的建构中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一、从电影向戏剧的转向 　　 　　戏剧和电影的不同属性,以及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促使夏衍由电影创作转向戏剧创作,并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 　　“20世纪中国戏剧思潮的发展,有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首先冲击戏剧并促进其变革的并非是戏剧圈中人,而主要是来自戏剧圈外的社会政治力量。”[3](P12)毋庸置疑的是,夏衍正是“戏剧圈外的社会政治力量”之一。他进入电影圈,以至由电影圈转向戏剧界,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满足政治的需要以及扩大戏剧宣传教化的功用是夏衍最为原始的戏剧审美价值体系。夏衍的剧本创作是从电影剧本开始的,当时,他被左联派往明星电影公司任编剧顾问,是为了帮助那时的中国电影走出鸳鸯蝴蝶、精灵鬼神的怪圈。夏衍初入电影界,便创作出了《狂流》等优秀剧本,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开辟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可是,电影制作的高额投入决定了电影资本家必须以盈利为最终目的,艺术和商业在这里遭遇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夏衍当时所言:“我们一方面替资本家赚钱,一方面尽可能通过自己剧本和帮助导演修改剧本,在资本家拍摄的影片中加进一点进步的和爱国的内容。”[4](P4)诚然,夏衍的这种努力是有效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努力同样是痛苦的。“从事艺术的追求很像一棵企图从瓦砾中萌长的弱草,生根的不是沃土,瓦砾是那样地无情,可是执策而临的人们却又是那样地对瓦砾宽容,对弱草苛厉。”[5](P73)从这里,不难看出夏衍当时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所做的绝望而无助的努力。相比电影这个工业化的产物而言,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戏剧则显得纯粹了许多。毕竟,戏剧较电影而言,主动权更多地是掌握在艺术家手中,而非资本主义商人的手中。因此,在戏剧中完成自己的政治宣传和艺术追求便显得更为实际和妥帖了。夏衍之所以在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之后,又转而投向戏剧这个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其原因已不言而喻了。 　　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西方的文艺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作家们。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这三个西方不同时代的产物却在中国当时这个特殊的社会中产生了交融。夏衍的作品,是以现实主义为立足根基的,西方现实主义思潮对夏衍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厚重的。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大师契诃夫,更是让夏衍与之产生了消解时代和社会的精神共鸣。平凡地展现重大语境,淡化戏剧冲突、强化诗化效果,在现实主义创作规律下讲究细节的真实,在轻松的喜剧氛围中蕴含悲剧气质,夏衍剧作的这些特点均可以在契诃夫的创作中找到。夏衍的现实主义作品的着眼点是揭露和批判社会弊端,起到教化和宣传的作用,这本身就是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甚至他的历史题材话剧《赛金花》也是具有讽喻和影射现实的作用的。然而,夏衍的创作并不仅仅归属于现实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也在夏衍的创作中留下了烙印。夏衍更多地是吸收了与现实主义关联较为密切的象征主义的精髓,这一点最为典型的体现便是《上海屋檐下》的梅雨季节这一象征主题了。因此,夏衍的创作可谓是具有现代主义特性的现实主义。 　　如果说夏衍的创作在一开始是具有政治功利性的,那么后来夏衍已经自觉地接受了文艺思潮的浸染,他并不仅仅局限于狭隘的政治使命,作品的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