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条例》中印章使用规定的不切性.docVIP

论《条例》中印章使用规定的不切性 　　摘 要：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的文本表述、党政机关公文的强制属性和伪造公文的司法判定等多个角度，分析无发文机关署名公文、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公文和电报不加盖印章情形的不切性，并从历次规定中申明会议纪要不属党政机关公文的主张。借鉴我国台湾的公文程式规定，着眼党政机关公文的多重属性，提出党政机关加盖印章应该成为铁律上升为国家法规。 　　关键词：机关公文；印章；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2012年颁布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下简称“《条例》”）中规定：公文中有发文机关署名的，应当加盖发文机关印章，并与署名机关相符。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公文和电报可以不加盖印章。这个规定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政机关公文的相关规定又有了新的变化。1981年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只是把印章作为公文格式要素之一，使用与否未作硬性规定。1987年《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规定“公文一律加盖印章”，并没有设定例外的情形。1994年《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公文除会议纪要外，应当加盖印章”。2000年《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公文除‘会议纪要’和以电报形式发出的以外，应当加盖印章”。而颁布于1996年、与2000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一同被2012版《条例》废止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中也曾规定“除会议纪要和印制的有特定版头的普发性公文外，公文应当加盖发文机关印章”。 　　由上述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政机关公文印章的使用经历了从一般要素到强制具备，再到可盖可不盖进行二分的历程。仔细审视2012年《条例》中关于印章使用的规定，显然这个规定是1996版党的机关公文与2000版行政机关公文印章使用的简单叠加。对这个规定，从文本表述的严密性上存在着先后矛盾或者欠当地方。仅就“发文机关署名”这个概念的提出就值得推敲。何谓“署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在书信、文件或文稿中，签上自己的名字”[1]，标注“发文机关”，怎么就称之为“署名”呢？这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再譬如说《条例》规定机关印章的内容与发文机关署名相符。根据《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发文机关署名。署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发文机关署名如果是署规范化简称，一方面此规定的文本本身就不够严谨。何谓“规范化简称”，何谓“不规范化简称”，其分水岭是什么，其实这种所谓“规范与否”，往往是约定俗成和历史的传承，并无十分明确的分界线。另一方面，就是退一步讲，如果某机关的署名真正使用“规范化简称”，那么这个简称与印章又如何能够完全“相符”。因为印章内容印制通常要使用全称。而这两个称呼到底规范与否，一般人根本无法查考，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从实际使用来说，是个虚无。 　　如果《条例》中关于印章使用规定具有可行性，那就必然衍生两个推断：一是党政机关公文中有的需要加盖发文机关印章，有的则可以不盖发文机关印章。关于这一点，颁布于《条例》之后的《党政机关公文格式》中，在格式标注时，也俨然分为“加盖印章的公文”和“不盖印章的公文”两类，似乎按盖章与否将党政机关公文分为两类，已是铁定的事实。二是如果第一个推断成立，那么党政机关公文加盖印章与否的依据，按照《条例》规定主要是三项：即是否具有发文机关署名，是否属于具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公文，是否属于电报。对党政机关公文使用印章与否，做出这样的规定，是不是科学合理、规范可行呢？值得推敲的地方甚多。 　　1 基于《条例》文本的瑕疵和实践运用：对不盖印章三种情形的评析 　　从否定角度出发，《条例》中不盖印章的似乎是三种情形：一是公文中没有发文机关署名的。二是公文中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文件。三是电报。对于第三种情况，首先加以分析。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认知：历次机关公文管理办法中的所谓“电报”，是指公文的传输方式是电报这种途径，而不是指电报本身就是公文，是以电报形式发出公文。所以这里的电报首先应该是作为一种公文传输载体来看待，其传输内容本身就是公文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以电报发出公文的形式肯定也必须按照机关公文的程序和要求来办理。电报在传输党政机关公文时，为什么不加盖印章？一方面，从技术上，电报作为一种将电报信息通过专用交换线路以电信号的方式发送出去的通信方式，它不是传送的纸质公文，而是传送的电波信号，所以无法加盖实体印章。另一方面，作为授受公文电报的双方，双方有明确的形成公务契约关系的信号频段，以此来确定公文的授受关系，二者都要受到国家关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法规的约束。在通信技术不太发达时期，电报作为处理紧急公文或保密性公文的一种重要载体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通讯科技的发展，利用电报手段来传输党政机关公文基本绝迹。大洋彼岸的美国、周边的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