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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言”中的“集体共用型”叙事模式
摘 要:本文以《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一文为范例,讨论中国古代“集体共享型”叙事模式的启示。从文本细读入手,探讨庄子戏妻、田氏扇坟、劈棺等经典桥段在冯梦龙“三言”故事里进行重新聚焦、重新叙事的源起、演绎及启迪。分析“庄子休鼓盆”与庄学渊源之?I格中所呈现的反讽的审美意味,并初探该叙事文体的背后所隐含的几则议题,如明代民间世情伦理秩序与明代文人如何借由“情”字在世情文体中的辩证来直抒胸臆;及庄子戏妻背后的女性问题解读等。旨在讨论借由“情”字的辩证,导致经典故事由文人化走向世俗化的内因,并由此展开对于“三言”中叙事模式的审美研究。
关键词:集体共享型;庄子鼓盆;世情;三言;士人与情
一、源起:“集体共享型”故事核之启示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出自冯梦龙所编著之《警世通言》第二卷。其中“扇坟”、“戏妻”、“劈棺”等戏剧性元素,被后世撷取、强化并改编成各种方言的曲艺形式在民间传播,影响甚广。但这并不能说全是“三言”的创造。《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宋元佚名中录杂剧《庄周半世蝴蝶梦》,疑与史九敬先所作有关{1}。元明杂剧阙名中有《蝴蝶梦》,存明崇祯间的版本,题材已与《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同{2}。只是“三言”以后,才有一个比较整饬的故事形态出现并基本确定了下来③。那之后,《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已经从说书人口中脱胎,成为了舞台化的文本,大多是以浪漫的“梦蝶”抒情开篇,加上戏剧化的“劈棺”为高潮,再杂糅一些庄子的逸事,随即成戏。到了后世,《梦蝶劈棺》这一桥段在很多艺术门类中都有保留与微调。在京剧中有《大劈棺》、《蝴蝶梦》,弋腔、秦腔、徽剧均有《蝴蝶梦》,而川剧则有《南华堂》。河北梆子有《梦蝶劈棺》、《庄子扇坟》等,侧重点虽不同,但故事情节大同小异{4}。苏州大学的李良子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的创作中,经常出现同一题材反复出现的状况,庄子鼓盆故事就是一个代表。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某类故事在流传中本身具有的‘集体共享型’的特征,但由于不同体裁的表现手法不同、不同作者的风格和阐释不同以及文人的创作心态的影响,这类故事在同样的框架下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因此也得以在不断重复中共存”{5}。
事实上,这种在“重复中的共存”的叙事范例是饶有意味的。历经时代递嬗流变中的世情,不断修葺枝叶一再包装上演,是文学戏剧生命力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一再与世情人伦的秩序相磨合。乐蘅军认为:“小说总有一面是让人放在一般人生见地上去谈的。从小说叙事所呈现的人生景象上,领略人生中咸酸之味,以致咸酸之外。要之,总不外乎是从人存在的情境中看人生故事。这看法可能是没有章法的,但诚如理论家说的,作品中总有些反复出现的意象而至主题,而这就是我们探知小说中人生情境的引导地图。”{1}“三言”中的故事,无外乎都指向了千变万化的“人生情境”。它脱胎于人生,是为《今古奇观》序中所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2}。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以人情为中心的叙事网络。至少冯梦龙笔下的故事,试图要为读者制造不那么高的旨趣、却又富有幻异情态的人情伦理故事群。他笔下的,无论哲人、圣人、仙人,都面临着小老百姓会面对的道德困境。至于哲、圣、仙,反倒只是表现为某些异于常人的技能作为丰富小说情节的修辞,以突出民间意趣之歧辄止,不再做更深层次的追究。
“三言”的成书,从一开始就站立于传播的角度,这似乎和古典文言小说面向曲高和寡的知识分子读者群的目标背道而驰。甚至大木康指出,“三言”原本就是为了印刷发表而编出来的③,预先便将普通读者置于重要受众的意图十分明确。且除此以外,从空间上来看,早在1735年,短篇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就由耶稣会士殷弘绪(PèredEntrecolles)翻译,收入于《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于法国巴黎出版。{4}明代以后因应印刷技术、域外传播等元素影响,小说的流传,已非作者、出版者所能主宰,小说在历经了时间、空间的考验之后,获得了不同方言、语言及不同文化的淘洗,遂成为经典,这背后有技术层面、经济层面的因素,但小说本身的内在质素中也必有其应然合理之处。
本论文旨在讨论的就是内因中的“合理性”,且这种“合理性”并非仅仅是冯梦龙为小说所做的教化定位所能左右。相反它更可能暗合着时代与人性中某些神秘的秩序与逻辑,也就是李良子所言之“集体共享型“。究竟什么是“集体共享型”,在这“集体共享型”的背后,又躲藏着怎样的叙事圈套。这中间的审美肌理及文化秩序显然颇值得玩味。
选择《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这一文本作为研讨对象,源自这个故事从发生、演变、翻译、演绎中,均有较为强烈的“再创造”意图,且冯梦龙在书写这段亦真亦幻的道家故事时,展现了他在创作“三言二拍”时,通过制造“化不合理为合理,托荒诞于言教,言教却不失为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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