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外国精英参与中国智库建设.docVIP

让更多外国精英参与中国智库建设 　　2013年6月2日，中国许多媒体报道或转载了一则题为“首位欧美高官全职为中国智库‘打工’”的新闻事件：前伦敦市商业与经济政策署署长（相当于伦敦副市长）罗思义 （John Ross）先生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正式签约，成为了中国智库界第一位外籍前高官全职雇员。一些媒体谈道，过去中国知识精英效力于欧美智库，现在这种趋势正在扭转，有的甚至说“罗思义加盟人大重阳，意味着中国智库的崛起”。 　　接下来的一年，共有15位外籍政要名流如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卡洛斯、前罗马俱乐部秘书长马丁?李斯等邀聘为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人大重阳日常工作的全职行政团队也有外籍人士的参与。从运营经验看，这些外籍人士对人大重阳的国际化发挥着重要作用，短短数月内，在英文谷歌上搜人大重阳的英文名（Chongyang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Studies， RUC）就已有近10万的搜索结果，这说明引进外国知识精英的模式是成功的。作为多轮中外智库工作协商与签约的全程参与者与运作者，我想与读者分享一下感受与经验，希望能够推动让更多外国精英参与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全新进程。 　　中国智库需要外国精英的参与 　　改革开放35年在一个侧面来看可以视为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人力资源，进而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35年。凡是成功引进先进技术、经验与人力的行业，在世界中的地位就相对较高。尤其是人力资源，能够走出国门、立足于世界行业之林的中国企事业机构，如华为、三一重工、各大商业银行等，都有外籍精英的参与，有的外籍精英还做到了公司核心高管的位置。 　　但中国智库运用外国人力资源尤其是外国精英的能力与意愿却非常弱。各大高校、中小学教育机构已越来越多地引进来自全世界的访问学者、全职外语授课老师甚至全职教师、教授。相比之下，中国各个智库几乎找不到全职外籍雇员，虽然一些智库也邀请了来自国外的访问学者，但那与需要下派工作任务、进行绩效考核的全职研究人员完全不是一回事。 　　通览美国智库界，外籍行政人员尤其是外籍知识精英的比率却很多，有的外籍知识精英还位居要职。他们多半在母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对母国的语言运用、政治特点、人文风俗均拥有相当好的基础，然后在研究生阶段留学美国，毕业后留在华盛顿、纽约等智库聚集区工作，参与到美国智库对其母国政策的咨询与研究工作中。这是美国智库对全球情况了如指掌，进而造就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条件。 　　以美国智库中的华人为例，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CSIS、兰德公司等一流智库都有大量优秀华人雇员。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教授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在中国接受了大学教育，在美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高校任职，后转战智库界，成为美国智库界最优秀的华人代表。他对中国政治高层的数据库分析法，极大推动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高层人事变动的了解，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与中美互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9年笔者在《是什么导致中国学者偏视》一文中呼吁，“崛起中国面对着全球外交的大趋势，需要有全方面支撑研究界发展的全球视野。”这种全球视野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获得，它一方面要求本国学者多走出去，与外国一流智库专家交流与沟通，另一方面也要让外国知识精英走进来，寻求来自全球层面上的智慧支持。在目前越来越频繁的国内外智库论坛、项目合作的前景下，吸引外国知识精英，对传统智库成果，发挥智库引导舆论、公共外交作用，进而打造中国文化的软实力都将是意义重大的。 　　目前吸纳外国精英参与尚存障碍 　　美国智库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广纳贤才，这首先与美国移民传统有密切联系。然而，另一方面，西方特殊的智库文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对华政策研究为例，大量英国、法国、德国、欧盟智库都有华人雇员，美国就更多了。可见，构建一个全球人才选拨与吸纳机制是目前鼓励更多外国知识精英为中国智库效力的重要前提。然而，现在中国智库体系对于吸纳外国精英来说，还存在许多障碍。 　　一是观念障碍。中国智库人士一向认为，智库工作与决策进程密切相关，工作过于敏感，有外国人的参与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外国人存在着国家忠诚度的问题，是否愿意贡献正确和合适的智慧，值得推敲。持有类似观点的人通常还会说，从一些欧美智库的情况看，加盟的外国知识精英必须拥有欧美国籍。然而，真正的情况是，国籍并不是欧美智库选拔外国人才的障碍。据笔者所知，不少在美国智库工作的中国雇员，并不是美国国籍，有的持中国护照者甚至还担任重要项目主管。智库工作时常与决策咨询相关，必须遵守职业保密准则，但智库工作不应神秘化，更不应刻意本土化。职业素养与研究能力应成为外国人是否能加入本国智库工作的首要考虑因素。 　　二是体制障碍。由于户口、五险一金、编制、职称、外国专家资格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