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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伯曼与阿多诺的文学社会学之争 　　〔摘要〕此文以20世纪60年代西尔伯曼与阿多诺之间的争论为中心，讨论文学社会学中两个重要流派的基本观点和重要思想。西尔伯曼的社会学立场把文学社会学看做特殊社会学；阿多诺在评价艺术作品的社会性时，则强调辩证地看其“社会性偏离”与自律的程度。“西-阿之争”不仅对当时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发展至关紧要，而且一直还在为难文学社会学的定义和学科归属。对于文学社会学的地位、任务及其研究范围，国际学界迄今未能取得共识。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探讨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的关系，并视文学社会学为文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 　　〔关键词〕西尔伯曼；阿多诺；经验实证的文学社会学；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文学社会学的定位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2-0178-10 　　①“实证主义之争”是20世纪60年代主要发生在德语区（西德，奥地利）关于社会学学科的方法和价值的理论之争。争论的一方是波普尔（Karl Popper）和阿尔贝特（Hans Albert）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另一方是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实证主义之争”是阿多诺的说法，他用实证主义概念形容对方的观点。波普尔则拒绝“实证主义”之称，他用“批判主义”称谓自己的立场。分歧开始于“德国社会学协会”图宾根工作会议（1961年10月19-21日）开幕式上波普尔和阿多诺的讲演，讲演主题是“社会科学的逻辑”。“批判主义”一方主张社会科学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通过系统观察揭示“社会法则”，并以此探索一种科学方法。法兰克福学派在争论中的观点也被称为“建构主义”（Konstruktivismus），竭力寻找一种独特的考察问题的途径，不是从单个法则中提炼理论，而是寻求单独现象或特殊现象之间的通融。剖析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危害，批判“科学思维”或实证主义方法，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尤其是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他们认为科学的发展并没有证明实证主义或实用主义的知识理论是正确的。相反，科学发展和经济成就越来越远离人性，带来新的异化。参见阿多诺等人著《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之争》（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Theodor W. Adorno et al.， Neuwied/Berlin： Luchterhand， 1969）。 　　〔作者简介〕方维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985特聘教授，北京100875。20世纪60年代，当文学社会学在西方方兴未艾之时，德国经验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科隆学派的西尔伯曼（Alphons Silbermann，1909-2000）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03-1969）之间展开了激烈论争。在这之前，西尔伯曼与阿多诺各自发表过音乐社会学专论，他们不仅在音乐社会学上的观点格格不入，而且在1960年代著名的“实证主义之争”①中针锋相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多诺等著名思想家继承战前德国“文学社会学”研究之理论思辨的传统，开辟了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新局面。西尔伯曼对风行于欧洲大陆的反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精英思潮十分反感，怀疑理论的实际效果。他认为艺术作品就是商品；艺术家、艺术品、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商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因此，他注重的是研究三者之间的社会行为、依赖关系和相互作用。他把文学社会学看做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或曰特殊社会学，并用社会学的方法来从事文学研究。 　　经验主义与批判理论的激烈对抗，注定了西尔伯曼与阿多诺之水火不容。阿多诺所阐释的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完全体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他的历史哲学立场以现当代的人和社会的全盘异化为认识基点；他所秉持的超越现实的批判理论，把艺术看做对堕落的市民社会的彻底否定。文学社会学涉及艺术与社会的整体关系，并在整体框架中探讨优秀的文学艺术及表现形式，考察社会结构在作品中的体现。而所谓艺术的社会效果，只是整体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他极力反对经验实证的文学社会学所注重的社会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反对轻作品、重效果的文学艺术研究，并视之为纯粹为市场服务的商业化方向。 　　阿多诺睥睨所谓独立的文学社会学，西尔伯曼则竭力使之成为一个完善的学科体系。“西-阿之争”极具典型意义，它不仅折射出彼时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社会学研究中两个重要派别的立场分野，同时也对那个时代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而那正是文学社会学在西方蓬勃发展之时；并且，它也对这两个方向后来的拓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他理路的探索，亦不可能置之不顾。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