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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中央苏区文艺本质 　　[内容摘要]中央苏区文艺的本质是以宣传为目的“工具论”，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宣传性和组织机能性。宣传性，即文艺是宣传的工具；组织机能性，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 　　[关键词]文艺“工具论”；宣传性；古田会议决议；组织机能性 　　[作者简介]张剑锋，南昌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央苏区文艺 　　 　　中央苏区存在的七年，是革命战争十分频繁激烈的七年。中央苏区文艺一开始就从实践功能的角度去服务于革命战争，强调它的实践性、革命性、战斗性。这种典型的战时形态文化决定了它的本质特征――文艺“工具论”。这正如中央苏区文艺对其“本质”的理解：“艺术是我革命武器……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阶级斗争的工具”①。这实际上把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且主要是政治功能提升到“本质”的位置，认为文学是武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文学“工具论”的本质观在中央苏区一开始就表达得非常鲜明，以后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当时两军对垒的严峻的形势下，苏维埃政权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接受党的领导，为了尽量地扩大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它要求利用一切的形式、手段对群众进行宣传，并且一开始就将“标语、传单宣传大纲、口头宣传、壁板、日报、画报、演新剧、刊物、化装宣传”等文艺形式用于实践的宣传工作中。苏维埃政权通过这些文艺宣传形式，把“个人传唤为主体”――即让苏区群众接受无产阶级的意识、党的意识，进而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领导，并且能很自然地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去，和非无产阶级意识做斗争。故此，中央苏区文艺“工具”论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宣传性和组织机能性。 　　 　　一、宣传性――文艺是宣传的“工具” 　　 　　在革命文学家的眼中，文学到底是什么呢?他们普遍认为，文学是宣传。李初梨借助美国作家辛克莱《拜金艺术》中关于“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宣传”的观点作为自己发起这场论争依据。他说：“文学是艺术的部门，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是故意地宣传”②。而左翼的“旗帜”鲁迅虽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他在强调“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时，也折中地提到“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的，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③。在国统区的文学家还在为此争论不止的时候，苏区已经在1929年《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议决议案》明确的表述：“在社会上还有阶级的存在的时候，一切的文化都是宣传，资产阶级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无产阶级的文化是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在这个工农革命高潮日益高涨的时候，文化更成了我们宣传上一个重要的力量”④。 　　一切的文化都是宣传，是宣传的工具，是宣传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为了及时纠正当时红军官兵中存在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纠正对宣传兵“闲杂人”“卖假膏药的”等等印象，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闽西“古田会议”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对当时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⑤。为此，《古田会议决议》在第四部分还专门强调了“红军的宣传工作”，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剥削红军的势力”⑥。 　　《古田会议决议》在苏区文艺理论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苏区理论发展中的一个关节点、关键点。它对以往的“宣传”决议做了理论上的总结和完善，明确了红军宣传的目的、任务。并进一步指出，作为宣传的手段之一的文艺(壁报、革命歌词、音乐、花鼓调、旧剧等)，是服务于革命的，强调文艺宣传的社会功能。从《古田会议决议》的宣传任务上看，“打仗”不是目地，其实“宣传”本身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正如《决议》上所说宣传是为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最广泛的群众，以达到建立政权的目的。所以宣传其实是手段，当艺术只是因为“宣传”的需要而获得合法性的地位之时，那么对于艺术而言，它只能是宣传的一种工具、手段了。事实上，苏区的文学艺术，正是以此为目的，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切都表现了苏区文艺工具论的一个突出特征一宣传性，即文艺是宣传的工具。 　　宣传需要文艺，文艺旨在宣传，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革命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法则”。它贯穿在整个苏区文艺的发展观念中，因为只有在宣传的基础上，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