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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何干之对三民主义研究 　　摘要：何干之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始于其担任陕北公学的理论教师期间。他所撰写的《三民主义》是抗战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从介绍三民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入手，详细地解释了三民主义的内涵，深刻揭示了三民主义的爱国性、与共产主义的相通性，不但从理论上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美好前景，而且与同时期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驳斥了以叶青为代表的国民党思想家试图严重歪曲新三民主义思想本质、瓦解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础的险恶用心，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孙中山学术思想研究奠定了基?A。 　　关键词：何干之；三民主义；研究；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6 　　何干之（1906～1969）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以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为契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路，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革命史与中共党史等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何干之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始于其担任陕北公学的理论教师期间。这一时期，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内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歪曲三民主义思想本质的逆流，妄图破坏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何干之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正本清源潜心研究三民主义，历经三年终成《三民主义研究》一书，从介绍三民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入手，详细地解释了三民主义的内涵，深刻揭示了三民主义的爱国性、与共产主义的相通性，与同时期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一道捍卫了三民主主义的真意，从理论上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美好前景。该书也是何干之研究三民主义思想的代表性著述，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 　　一、时代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主义帝国主义疯狂侵吞中国领土的过程中，以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建立。国共两党高举民族大义的旗帜，共同抵御日本的入侵。短期内日本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并不能从全局上控制中国。1938年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从根本上粉碎了日本妄图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而日本也随之调整了侵略中国的战略，一方面加大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击力度，而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拉拢其上层，挑起国共矛盾，极力破坏国共团结抗日，从中渔利。 　　日本对华方针的改变使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开始对日妥协，一方面筹划消灭共产党。这种策略在思想界的表现就是严重歪曲新三民主义思想的本质，瓦解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础，公开宣扬一党政治、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鼓吹法西斯主义。从1938年到1941年，国民党理论家叶青先后撰写了《关于政治党派》、《关于民主政治》、《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怎样研究三民主义》等著述，从所谓的中国政治形势中“科学地”分析三民主义的内涵，并将三民主义与国家主义、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做了比较，提出：“中国所有的主义中只有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需要，国家主义、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皆不合于中国需要。精确地说，只有三民主义才合于中国的全部需要，国家主义、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所合者不过部分需要而已”[1]534，并就此鼓吹“在中国讲共产主义，等于未病而求艾，换言之等于未病而吃药。这是制造毛病的办法。中国是三民主义的世界。共产主义应该离开中国”[1]13的反动观点，其实质是假借三民主义的名号“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瓦解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思想基础。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在国民党政府的默认和推广之下，在社会上混淆视听，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为了正本清源，挖掘和解释三民主义的真正内涵，宣扬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以维护国共统一抗日的政治基础，毛泽东号召共产党人“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2]628，加强党内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并组织了王稼祥、张闻天、艾思奇等人“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对叶青的假三民主义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批判”[3]642，以期正确阐释三民主义思想，维护三民主义的科学性。 　　1938年，陈伯达首先写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唯物史观尝试研究孙中山思想的第一部著作。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三民主义的内涵，以及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通之处，驳斥了叶青假三民主义的实质。之后，王稼祥陆续发表了《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巩固党的工作问题》、《关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其内部摩擦问题》等文，张闻天发表了《共同防共就是灭亡中国》、《中共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