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村《安慰书》中的创伤书写.docVIP

论北村《安慰书》中的创伤书写 　　摘 要：作家北村在时隔近十年后推出长篇新作《安慰书》，依旧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隐痛。但和《施洗的河》《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等以往的写作相比，北村的书写呈现一个明显的转变，作家不再花笔墨书写主人公受到上帝感召得到精神的救赎。这是否是北村写作中有意识的转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北村对个体精神困境出路的追寻是否有新的思考？《安慰书》中的人物身上留有时代烙下的精神创伤，而且创伤还以代际传递的方式留存到下一代。 　　关键词：北村 创伤 代际 幽灵 　　北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一名先锋作家，他在1992年皈依基督教，之后开始在创作中引入基督教的维度，陆续创作了《施洗的河》《卓玛的爱情》《周渔的喊叫》《我和上帝有个约》等作品。所以看北村的创作，一方面在于他的基督徒身份。他以自己对《圣经》独特的生命体验，对于基督教忏悔和赎罪意识的灵性感悟，使他区别于非基督徒的宗教文学写作。另一方面，他在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中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神性视角，窥入人的心灵，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2016年，这位曾经的先锋文学作家在告别文坛近十年后以长篇新作《安慰书》宣告回归，“这十年可谓蹉跎，忙于生活，所幸没有停止阅读，放下体验，在北京这个急剧变动的城市，看到了急速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狄更斯笔下’最好的时代或最坏的时代’，而是一个深刻变化的时代，我们要探讨的不是好，也不是坏，而是好和坏的变化，以及其中非常复杂的精神图景。”[1] 　　北村依旧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隐痛。《安慰书》以一桩杀人案件引开，副市长的儿子陈瞳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孕妇，在杀人案表象的背后，北村慢慢揭开十二年前花乡霍童村高铁拆迁案背后两代人的纠葛，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扭曲，法律与道德的悖逆。在北村犀利的人性剖析下，我们看到当代人在近三十年来的泪与痛，“小说家只关心灵魂战争的秘密。我不写历史，只写历史对人类人性和精神的影响。”[2]但是在《安慰书》中，和《施洗的河》《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等以往的写作相比，北村的书写呈现一个明显的转变，作家不再花笔墨书写主人公陈瞳、刘智慧、李江受到上帝感召得到精神的救赎。这是否是北村有意识的转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北村对个体精神困境出路的追寻是否有新的思考？《安慰书》中的人物身上都留有时代烙下的精神创伤，而且创伤还以代际传递的方式留存到下一代。 　　一、创伤理论与北村的小说 　　创伤无时不在。从语源学意义上来说，创伤源于希腊文，英文为trauma，“本意是外力给人身体造成的物理性损伤。”[3]但直到近年来创伤理论才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运用到文学领域。“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颁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首次正式收入‘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词条，此后对心理、文化、历史、种族等创伤的文化书写、社会关注和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创伤一跃成为左右西方公共政治话语、人文批判关怀乃至历史文化认知的流行范式。”[4]1993年，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凭借创伤小说《宠儿》及其他几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在近百年来受到无数的战争创伤、文化创伤，但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作家有意识地关注创伤的书写与精神救赎。笔者不知道北村是否了解创伤理论，但北村似乎意识到了创伤书写，他笔下的主人公刘浪、陈步森、刘智慧、李江都曾遭遇过严重的心理创伤。 　　由于北村的信仰背景，他笔下的主人公获得内心安宁的途径均是走近信仰。在缺乏宗教传统的社会，当人的心灵处于枯寂、困顿之际，而又找不到情绪发泄的场所，宗教总是很容易找到这一类人群。而无一例外，这些底层的民众或是童年经历过严重的心理创伤，或是成年后受到时代发展带来的都市创伤。北村意识到心理创伤给个体精神带来的挣扎。北村以文学家的方式关注着现实。他在《安慰书》中延续了关注底层群氓，开掘人性深处的爱与痛的写法。他依旧在关注沉默的大多数。进化论时间进步逻辑给时代发展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但也有一些个体的生存尊严受到践踏。花乡霍童村高铁拆迁为霍童村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代价却是刘青山等人的身体遭到现代性进程无情的规训与惩罚，被推土机压残。随之而来的是潜藏在两代人之间的创伤与梦靥，血腥的场景不断在当事人及其后代的梦中闪回。创伤通过代际传递在李义与李江，陈先汉与陈瞳，刘青山、刘种田与刘智慧两代人之间继续存在，并引发人性的诸种悖论。 　　二、幽灵的代际传递 　　北村在处理《安慰书》中创伤的跨代传递时称为“策划已久的复仇。”[5]但是安妮?怀特海德认为，“当是一件可耻的、因此不可言说的经历被阻挡在意识之外或被保密的时候，症状就会从这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创伤无需被说出即可交流，作为一种沉默的在场或幽灵，留存在下一代之中。”[6]刘智慧、李江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