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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尔什维克的关键词 　　我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没有经历过战争。童年很幸福。每逢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浆》，心头总会泛起甜甜的涟漪。唱响《歌唱祖国》，“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这掷地有声的信念，从内心由衷地流淌出来。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词汇，比祖国、党、伟大领袖更神圣。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信念的时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灵魂，是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对于这个信念的理解，更多地是通过自己身边的人，通过一件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 　　不能搞特殊化 　　大约是在小学四年级，庆祝“六一”节。当地党政军领导都出席这次庆祝会。有红领巾歌舞团大合唱。我是合唱指挥，紧张极了。演出开始前，我透过紫红色的天鹅绒幕布向台下扫视，惊喜地看到父母亲，他们就在前排。也许是因为兴奋，也许是因为紧张，当我边向台下看，边走上高高的指挥台时，一脚踩空，重重地摔下来。全场惊呼，台下几乎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我在泪眼朦胧中向台下看，本能地希望父母亲伸出援手。只见爸爸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依旧端坐着。妈妈下意识地站起来，随即又坐下了。 　　台下跑上来一位叔叔，是爸爸的秘书。他用一块大手帕缠在我受伤的膝盖上，悄声说，爸爸让你坚持演出，这不是你个人的演出。老师帮助我上了指挥台，我忍着疼痛指挥完了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是给我，也是给我们的。 　　演出结束后，老师带着我找到爸爸，请他带我回家，理由是腿伤得不轻。爸爸用温和的、却又是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说：“其他同学怎么回家，她就应该怎么回家，她不能搞特殊化。”老师只好带着我上了少工委的大轿车。院里的同学，没有一个随家长回家的，车载着我和我的同学驶回学校。老师看我一瘸一拐地走路，只好用自行车送我回家。妈妈听到敲门声，从房间里冲出来，爸爸紧随其后，他的脸是平静的。我只能从他的眼神看到一丝关切，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妈妈对老师说了无数个感谢，对我受伤却只字不提。 　　多少年之后，我成为母亲。孩子每一次受伤，哪怕是看到孩子微小的伤口，我都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心痛。此时方知，那一刻，父母亲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共产党人不是不懂感情，更不是没有感情。只是他们坚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首先必须是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别的角色。 　　工作、职责 　　那时的小孩子都喜欢过年，因为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在我的记忆中，过年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意思。1966年春节，应该是我的第一个本命年。放寒假了，差不多用一天的时间，就把寒假作业写完。不为别的，就是想过年好好玩。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本命年的概念，只是听家里的老姆妈说起什么本命年，才知道它是如何如何重要。多盼着爸爸妈妈也知道这一点啊。姆妈也私下里和妈妈说起这事，妈妈温和地一笑说，唯物主义者不讲这些的。 　　眼看着要过年了，那天爸爸似比往日回来早些。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呢，就见他匆匆忙忙拿了一些洗漱用具和一包饼干，与秘书一道离去。临走时，拍了拍我的头说：“新年好，爸爸过几天就回来。”还有两天就过年了，“过几天就回来”，那意思就是，年又不在家里过了，他又去他的三线视察去了。在我12年的记忆中，爸爸和我们聚少离多。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个春节，爸爸不在家了。对于他人来说，爸爸是与他们历经生死的战友。对于在三线苦战的将士们来说，爸爸是他们的总指挥。而对于我呢，爸爸是个符号，是个影子。 　　还有一天要过年了，妈妈早晨出门时说，在家听话，妈妈要去慰问部队，给你买了新衣服，年三十要穿上啊，妈妈几天就回来了。也是一个几天就回来。我委曲极了，泪汪汪地瞪着妈妈。敢情他们谁都不知道，这个年对我很重要啊？妈妈看我梨花带雨的样子，不免心疼。用那悦耳的吴侬软语轻轻地对我说：“野战部队的战士比你大不了几岁的，他们过年都不能回家。”我知道，妈妈又和她的野战部队一道包饺子去了。当时，我恨恨地对妈妈说：“我多希望是你的战士！”之后，“?纭钡厮っ哦?去，背后传来妈妈依旧温和的声音：“这是妈妈的工作，是一种职责，你懂吗？” 　　年三十到了，我百无聊赖地换上新衣，听着窗外的声声爆竹，看着随风舞动的红灯笼，内心孤独极了。姆妈精心为我制作的美味佳肴，好像一点滋味都没有。一阵电话铃响起，打破了沉闷，是同学打来的。说是在家挺没劲的，想到我家玩。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帮同学。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家长下基层，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视察去了。这是规律，每逢过年过节，大院里的孩子们是最孤独的。在一起玩、吃、吹牛、逗乐是家常便饭。也正因为如此，小孩子们的关系颇有些相依为命的意味。 　　在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心目中，工作、职责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为了这两个字眼，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工作、职责不是金钱、权力，不是任何可见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