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下的中医翻译.docVIP

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下的中医翻译 　　[摘要]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研究不同权力差异语境下、政治立场、价值取向，以及处在不同话语权下的译者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医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被西方世界异化和边缘化。在面对西方强大的知识霸权时，中医的翻译实践困难重重。中国的中医文化译者应该意识到翻译的政治性，在翻译实践中应该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这样才能够忠实有效地把中医呈现给世界。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中医翻译；权力话语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20-0138-03 　　传统翻译研究是建立在语言学框架里进行的，忽略了意识形态、价值观、传统文化和权力场域等因素，理想地认为翻译是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特别是不受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影响的在真空条件下的实践；作者与译者完全价值中立；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是完全平等的；语言透明，且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达到的。与传统翻译研究相比，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更加关注译本产生的外部制约因素。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结合了阐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殖民批评主义理论的翻译理论的新视角。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场，特别倚重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学说。按照这样一种学说，世界上的任何“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话?Z/权力”的较量。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在权力差异基础上，来研究不同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处在“中心”或“边缘”下的译者有意识或无意识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中医的翻译实践大都以汉语为源语言而英语为目的语，因为中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门学科。西方世界从来都是以理性和科技所著称，而中医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以及“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理论，对西方世界而言，充满了异质因素，不可避免的被贴上了“他者”标签。中医的“异质他者”特点增加了西方读者对中医翻译译本的不可接受性，也增加了中医翻译的难度。而东西方文化的激烈冲撞是有着历史和批评理论渊源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西方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基础上，直接把西方以外的世界归人野蛮落后的类别时，它不需要论证是否野蛮的问题，而是直接作为知识的前提并且在此基础上大肆阐释“野蛮落后”的原因。毫无疑问，中医这个具有浓厚神秘东方色彩的学科也难逃“野蛮落后”的厄运。中医这个跟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学科，也无可避免地被认为是伪科学，冠以“巫术”的头衔。那么，中医的翻译就更加的需要政治、文化和民族警惕性。中国的中医文化译者绝不能在西方建构，定义中国文化跟中医学科的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应该是解构其“权力话语”，同时对西方以为拥有了真理的那种身份表示质疑。当然我们的这种解构行为不是纯粹的暴露西方“权力中心”和“话语中心”的谬误，而是坚持不懈的深入探寻“真理是如何产生的”，即中医学科要如何真实地在忠于源文化的情况下，被翻译，被传播到世界。 　　Dr.Mae-wan Ho认为“像许多其它的传统医学体系，几个世纪以来，中医一直被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机械模式和强大的宣传机器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所压制。”他们认为西医才是标准的医学科学，才可以叫做现代医学。那么这个科学的标准又是谁制定的呢？后殖民主义者在用西方的逻辑与思想“书写”着中医文化，这个中国文化里最璀璨的文化瑰宝。那么，中医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在面对西方强大的西医话语权时也受到了一定的压制，那是因为“在此语境下（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各个文化从来就没有获得平等的地位，翻译从来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文化竞技场，它只是西方殖民意思的输出渠道，是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推行其殖民政策的工具。” 　　所以，如果长期忽视中医学科根植中国文化、历史、宗教、哲学等的现实，一味的向西医标准靠拢，在本来就矛盾重重的中西方文化对抗中，我们就会丧失中医药学科术语等的命名权。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医学科术语等的重新命名。而斯皮瓦克认为“‘命名’是一种直接的书写和他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象似乎是命名的唯一根源，但实际上确立的是主体的操控地位，通过命名，主体产生一种‘知晓’对象的假象，主体本身的欲望和局限性被隐藏，同时一个真实性对象被悬置，留下的只是‘客观’的命名以及语言”。所以西方世界所谓的“客观”是具有很强的非本真性和欺骗性的。 　　根据后殖民主义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学说，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会操纵“边缘文化”，彰显了其文化霸权和文化暴力。因此，在进行两种文化地位差别悬殊的源语言和目的语言翻译实践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对文本加以改造。在中医翻译实践中，汉语作为源语言比译入语英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策略（target-lan-guage-oriente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