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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临摹与研究 　　内容摘要：作者以亲身经历，回顾了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探索敦煌壁画临摹与研究的历程，并探讨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好临摹与研究的关系、临摹与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创新临摹等问题。 　　关键词：敦煌壁画；临摹；研究；创新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4-0001-05 　　 　　敦煌莫高窟自1944年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已经过了60多个春秋。1984年建成敦煌研究院后，在首任院长段文杰先生带领下，全院各项研究工作都提上了议事日程，敦煌的美术工作也在原来临摹的基础上明确了“临摹、研究、创新”的方针。段文杰先生从临摹敦煌壁画开始，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敦煌艺术研究，是一位“学艺双馨”的长者。敦煌研究院在他90华诞之际召开了“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敦煌壁画艺术的“推陈出新”问题，引起艺术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兴趣。20余年来，召开涉及敦煌学、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研讨会有好多次，但召开有关敦煌艺术继承与创新的学术会议则是第一次。参加敦煌艺术继承与创新这一个盛会，我深感敦煌的美术工作者长期以来的临摹研究工作正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敦煌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正是我们今天的美术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敦煌壁画临摹工作的回顾 　　 　　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现已成为全面研究敦煌艺术的新型研究所。它既继承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长期积累的、系统的三种临摹方法，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临摹、研究、创新并举的方针。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术家要了解敦煌艺术，必须深入莫高窟亲自临摹，才能基本认识敦煌艺术。当年一批能发扬、继承传统的有作为的艺术大家如张大干、董希文等无一不是临摹高手，不过当时的艺术家只为个人需要而临摹，他们的摹本属于个人所有，仅张大干先生有部分临品现藏四川省博物馆、部分出画集发表。此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了已故画家韩乐然先生的几幅敦煌壁画临品，其余各家临品只见于记载。从有迹可寻的临品看，张大干采用“复原”法临摹，韩乐然的摹本显然仅为自己留下的敦煌印象。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建成后，所长常书鸿先生率领年青的艺术家到敦煌工作，他们为敦煌艺术研究所临摹，同时也为自己临摹。 　　新中国诞生后，于1951年在北京故宫举办“敦煌文物展”，受到国家相关领导和文化艺术界的一致重视。但是人们对敦煌的临摹质量又提出了更高要求，认为已有的临品，不能为无缘到敦煌亲临现场研究的学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要求以后的临摹要尽可能保存壁画的现状，临本的艺术标准最好达到壁画副本的水平。为什么已经取得成功的“敦煌文物展”还不能满足观众需要，这就不能不提到临摹方法的问题。 　　常书鸿领导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处在国穷民困的旧中国，建所时资金捉襟见肘，远不如张大千以个人之力所筹集的充足。张大千用上等的国画颜料，又直接从壁画上获取画稿，进行“复原”临摹。常书鸿的临摹原则是：第一，以文物保护为主。为了杜绝在壁画上直接拷贝，要求临本应小于原壁。第二，量力取材。临品一般规模不大，临摹效果古色古香，形式完整；如画家想探索壁画原貌，只有用染料代色，推想壁画原有的艳丽风貌。所以无论是张大千的复原临摹，还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旧色完整临摹，都不能为学者们提供身临其境地感受莫高窟艺术的丰富信息，学者们呼吁改进临摹方法。 　　这时国家重视文物保护，也支持敦煌文物研究所采用新标准即按敦煌壁画的制作规律临摹。有了国家的支持，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启用第三种临摹方法，即面壁作客观、现状临摹(简称客观临摹)。同时从北方的荣宝斋、南方姜思序堂两个国画颜料供应商采购所需原料，甚至直接采购粗加工的矿石，由当年跟随张大千多年的裱画师李复负责颜料加工。少量色相纯正的青色达不到画面标准的颜料都是以常书鸿先生经香港所采购的外国青替代。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1952年，文化部一次性地解除了敦煌临摹材料的困境――传统的矿物颜料和纸、笔，甚至得到北京故宫支援的宫廷御用色碇(包括朱、绿、青、赭)，对敦煌当时的临摹来说确实是一次前进路上的里程碑式跃进。 　　1952年，敦煌正式启用矿物颜料作客观、现状临摹。至于如何达到真正能代表敦煌艺术的客观、真实，是将壁画的变色、残损如实呈现在临本上，还是透过现象找出古人作画的造型、赋彩、线描变化的规律、同时兼顾色彩变化，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通过临摹实践，最后认识到必须从研究敦煌壁画艺术的本质开始，又兼顾壁画的变色现象。面对敦煌艺术的本质，就不是简单的临摹技巧问题了。 　　1955年美术组全体去瓜州榆窟第25窟做整窟临摹期间，从敦煌出发时段文杰、史苇湘两位主将已不声不响地带上相关的佛经，边临摹边读经，还给我们这些“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