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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优化以家庭需求为中心组织功能探索 　　摘 要：现代社会对经济增长，对国家、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家庭的重视程度。但从家庭变迁的长期逻辑来看，国家、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主要通过家庭功能的分化而形成的，都是为了实现家庭生活的某些、某项，甚至某项功能的某个方面。所以关注社会的发展，关注经济增长，关注国家、企业和其它组织的发展都应该以实现家庭生活功能、增加家庭福利为目标，以满足家庭需求为中心，否则，发展就失去了其最根本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行为―功能―结构（BFS）范式”，为社会组织功能优化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家庭功能 社会组织 福祉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10-028-03 　　当今世界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种提高主要体现在物质的内容和方式上。人们所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内容也更丰富了。人们追求需求满足的内容和方式的选择行为主要受家庭以外的其它组织，特别是企业的引导，而这些其它组织都有其自身所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一旦与人们所追求的需求满足目标发生矛盾时，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新常态到来之际，我们发现许多社会事件，比如“瘦肉精”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地沟油”事件、“强拆”事件等等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福祉。这主要是由于过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主要放在经济增长上，社会组织和个人的逐利动机受到了过度激励，人们生活中的物质水平在数量上被过多强调，质量上却被严重忽视，精神上的需求被关注得更是太少。人的需求被不全面关注。单一化的人类需求关注使人们在物质产品日益丰富的同时，却更加感到需求满足的更大压力，社会福祉也因此大打折扣。新常态下中国社会更加强调对社会福祉的关注，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定位家庭，并为此做些什么努力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国家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非营利性组织追求其关注特定群体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最优化等。这些都只回答了这些组织的直接目标。但这些组织是因什么而产生，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源应该是什么呢？其终极目标是否也是家庭需求的满足？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人类最直接最基本的单位――家庭的需求满足及满足的方式上，特别是这些方式的变化上，即家庭变迁上。 　　关于家庭变迁的研究在早期主要散布在家庭史的研究和一些文学作品中。家庭史的研究开始得也比较晚，恩格斯（1891）指出“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出版的那一年开始的。”真正的有关家庭变迁的研究最早应该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摩尔根采取分期法探索人类历史及家庭的变迁。恩格斯（1884）在整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基础上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该书从婚姻、血缘关系角度对家庭变迁进行了分析，说明了人类社会自蒙昧状态到文明时代的家庭演进过程。他主要围绕分工导致的财富的产生与扩大考察了家庭的演变的，强调了私有制在社会制度变革中的作用。贝克尔把家庭视为家庭变迁的微观行为主体，分析了家庭在家庭变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不同时代的家庭的特征。他在其著作《家庭经济分析》中的“家庭的演进”一文里，从理性的角度，引入不确定性、家庭利他主义等概念，针对传统与现代家庭重要性，分析了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以及20世纪后半期家庭的一些特征。1988年，贝克尔进一步从对孩子的利他主义、对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险及老人赡养、离婚、最佳人口和代际竞争等方面，对20世纪后半期家庭的特征进行补充说明。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家庭放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展中，围绕财产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从婚姻和血缘关系角度论述家庭自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变迁问题。贝克尔则从家庭理性的角度分析了家庭在变迁中的一些特征，强调了家庭对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追求。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家庭作为微观行为主体，是如何引向自我变迁的，即家庭变迁的内因是什么呢？家庭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呢？相应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个逻辑中家庭福祉处于什么位置呢？基于这些问题考虑，以下将家庭变迁在家庭理性假定下，将家庭纳入“行为―功能―结构”框架中探讨家庭变迁问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等是如何产生与变迁的。 　　一、说明与假定 　　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中，有关结构和功能的研究通常是社会或历史的问题，通过将社会主体本身的行为排除在外，从而揭示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因此，其研究的多数为宏观问题，在其中结构决定功能。而事实上，在社会学家关于家庭的研究中，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通常是分开来进行研究的，对其相互关系甚至并未进行深入研究，虽然埃什尔曼（1985）曾经指出“结构和功能是个完整的概念。尽管可以分开讨论他们，但他们不能被孤立去解释。社会研究中的结构（要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