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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微传播在可沟通城市中作用 　　[摘要]政务新媒体的兴起使信息交流快速、方便、形态多样，促使网络问政的产生和方式的丰富，政务微传播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新媒介应运而生，“可沟通城市”理论维度也从实体空间衍生到虚拟平台。本文尝试以“昆明发布”政务新媒体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法、个案分析法探讨政务传播在实现信息传递的透明畅通、官民交流的自由平等、文化意义的建构分享等方面对可沟通城市建设的作用，以期为政务新媒体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可沟通城市 政务新媒体 昆明发布 　　一、“可沟通城市”：城市即传播 　　作为传播学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可沟通城市”理论融合了传播、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维度来观照、阐释、反思城市建设和城市人群交流的现实问题，使得原本静态、僵硬的城市研究，?ǚ⒊鲂碌亩?态生机。同时，尽管这一正处于诞生、发育阶段的研究议题包容了多方面的理论内容，其研究边界不甚清晰，但是其基本的知识体系大体承袭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脉络，可以从城市社会学中找到理论渊源。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改变美国国家面貌的三大关键因素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大批移民的涌入，而芝加哥无疑是美国新兴大都市的典型代表。以杜威、帕克、库利、米德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芝加哥为天然实验室，开始了侧重于“交往”的现代都市研究。杜威认为，沟通是人类形成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方式，“社会不仅通过传递、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和沟通中生存”。[1]罗伯特?帕克认为，“沟通创造或至少使得这样一种情况成为可能，构成社会组织的个人是可以达成共识和理解的，这样的社会组织最后决定了个人、社会、文化的特征。”[2]在他们看来，现代城市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除了表示人类社会和用作道德的“代名词”，还应该是“人们直接的交流，包括交谈和有具体对象的同情――简言之，就是交际”，即可沟通性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理念。而这些经典的理论论述也成为今天架构“可沟通城市”理论模型的学术依据。 　　然而，有关“可沟通城市”的理论建构却始终没有进入国际传播学界的学术视野。直到近几年，少数站在学术前沿的国外学者才开始逐渐认识到，城市的传播品质会造成人类生活总体品质的重大差异，因而城市的可沟通性需要从城市如何传播与城市如何促进传播这两方面来阐释。2008年6月号的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中以“可沟通城市”为主题，分别从“可沟通城市”的界定、作为媒介和信息的中介性大都市、全球性城市中相异性的并指与传播界面的构建、测量“可沟通城市”的指标体系建立、城市中的冲突和传播等若干议题展开论述。[3]认为“可沟通城市”不仅是由基础设施、政策、法规和人口组成的集合体，同时也是一个建造的环境，不同文化、政策和法律推动着社会互动、商业贸易、社区和政治行动。[4] 　　2010年，传播学者Jeffres在其研究中提出，“可沟通城市”的具体内涵应包括如下方面：（1）传播模式和政策有助于培养城市凝聚力；（2）通过传播可以促进不同年龄、族群、性别、社会背景、政治态度的市民之间沟通互动，减少和化解冲突，增进相互了解；（3）传播基础设施、模式、政策能够为城市最贫困阶层成员提供帮助；（4）通过传播刺激城市经济活跃；（5）通过传播促进多元文化艺术发展；（6）传承城市传统和历史，在城市新移民和年轻一代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5]尽管这一正在发育的研究领域涉及的议题和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边界也不甚清晰，但总体上依靠一个开放、平等、民主、有效的公共传播网络，促成国家、城市、群体、公民个人相互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公共交流，建设一种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实现经济、文化繁荣以及满足社会成员幸福感的城市生活，是可沟通城市的发展目标。 　　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间，网络的极致形态――互联网出现了，传播与城市的故事掀开最炫目的篇章。传播方式本是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城市的基本形态，是在传播中不断结构又不断解构着。当今信息与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革命既加速城市的去中心化、离散化，也是城市聚合的粘合剂，这一对向心力和离心力正在重塑信息化时代的大都市形态。在现代性框架中，传播与城市并置，形成同构关系。目前国内从传播、交往的视角探索如何建构“可沟通城市”属于集前沿性、前睹性为一体的新兴课题，相关研究鲜有。2013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晚报》共同策划推出“可沟通城市”特刊，第一期主要展示传播视角中的城市和社区，上海城市创新和可沟通城市，以及国际大都市的沟通和交往，是中国传播学界第一批开展“可沟通城市”研究的学术成果，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