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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实证研究 　　摘 要：基于2013年、2014年对安徽省807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性别、文化程度、人均耕地、打工年数、月收入水平、是否有当地朋友、打工地的住宿情况、遇到困难找谁帮忙、参加居委会、参与民主管理、来源地以及自我身份认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影响显著。因此，要依据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实际情况和定居意愿的基础，引导其做出理性的定居选择。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多元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1-0077-07 　　一、相关研究回顾 　　改革开放37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时期，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过渡性群体而出现。他们具有较强的生产性，微观上合乎经济理性，宏观上积极推动劳动力发展（蔡?P，1996）[1]，农民工问题成为社会讨论和研究的热点。而在大规模乡村劳动力的迁移中，由于农民工内部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受到更大关注。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有12 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2]。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选择更加多样化，新生代农民工到底是回农村老家安居乐业，或是流向家乡中小城市有所作为，还是留在打工城市实现市民化，随着他们数量的增加及影响力的增强，他们的定居意愿对中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诸多学者曾对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进行了探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从微观层面来说，现较多文献基于不同区域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如辽宁、四川、浙江、南京等），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制度、社会经济、社会认同等方面对其定居意愿进行了相关研究。有些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他们对外部社会有着强烈的向往和留恋，市民化意愿强烈（王春光，200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罗小锋 等，2013）[3-5]；而另一些研究则提出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愿望并非十分强烈，绝大多数农民工基于诸多因素影响还是会选择回乡（蔡玲 等，2009；周密 等，2012）[6-7]；也有更多的一些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是留城或者回乡这两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反而将眼光转向县城等中小城市（潘华 等，2010；黄庆玲 等，2013）[8-9]。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受到个人基本特征（性别、婚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家庭经济状况、人均耕地、非农化程度）、社会经济特征（职业类型、对工作满意程度、月收入、对居住条件满意程度、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城市融合情况（打工年限、当地朋友情况）、社会认同、户籍制度等影响（赵耀辉，1997；吴兴陆，2005；夏怡然，2010；刘燕，2013；黄庆玲，2013）[10-14]。还有不少文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指出新老两代农民工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更容易融入城市（何军，2011；章雨晴 等，2013）[15-16]。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的一些研究表明，个体、家庭非农人力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定居城镇（聂伟 等，2014；姚植夫 等，2014）[17-18]，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周密 等，2012）[7]，在城市融入意愿不足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决定，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来显著提高，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在中小城市（周密 等，2015）[19]。 　　以上对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研究，角度较多，成果丰富，但不足之处仍然存在。一方面，现有的文献大多数都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或是研究农民工这一群体，而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对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安徽作为全国重要的劳务输出大省，对于安徽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的相关研究不仅有利于安徽发展，也有助于全国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因此，本文运用实地调查数据并结合相关研究对象的特征分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展开研究。 　　二、样本描述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和2014年寒假，安徽大学多名师生深入农村开展的实地调查。 　　由于熟人效应，配合质量高，数据来源较准确。安徽省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每年有大量的农民工去全国各地打工，据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网站指出：2013年安徽省外出就业农民工1 287.6万人，占全省农村户籍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