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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对离职倾向影响 　　摘要：根据3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问卷，采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信度效度分析和回归分析，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工作满意度对离职倾向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的五个维度分别从不同强度上对工作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对离职倾向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工作满意度对离职倾向有负向影响，工作满意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与离职倾向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可见，为了解决短工化和人员流失难题，企业管理者可以有步骤有重点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对薪酬晋升、工作执行、人际关系、过度竞争和工作丧失的担忧和压力，同时重视他们对工作的整体态度。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工作不安全感 离职倾向 　　一、引言 　　为了明确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影响离职倾向的机制，需要引入其他的变量。离职倾向的产生不仅取决于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还取决于其对整体工作较低程度的满意。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因素中，工作不安全感又是一个非常重要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成长于相对富裕的年代，接受了更好的文化教育，熏陶于较为开放和自由的外部环境中，进城务工对他们而言是实现自我期望和理想的途径，他们属于“发展型务工”而非“生存型务工”，一旦对工作产生不安全感，就意味着现实与自我期望之间的距离增大以及实现理想的难度增加，逐渐使他们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对当前工作产生不满意，这种不满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催生离职的想法。面对工作满意度这一描述当前工作感知和体验的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如何影响离职倾向？工作满意度在这其中处于什么角色并且效应如何？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影响离职倾向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对离职倾向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独立、财富和成就，具有较高的自我期望，他们迫切的期待得到身份认同，进而融入城市的生活中。然而，他们面临的现实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竞争的加剧，下岗和裁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当前很多大学毕业生参加大型企业基层工作的招聘，更是使企业内部竞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对离职倾向的影响争日益白热化；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导致教育、医疗、保险等资源分配不公，使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摆脱“二等公民”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更无法建立起与城市员工相同的社交网络；城市房价居高不下，没有“家”使他们日益丧失归属感。种种原因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时刻担忧因失业而无法立足，担忧因从事简单的、重复的、非重要的工作而不受重视，担忧因无法实现薪酬上涨和职位晋升而前景渺茫，担忧因过度竞争而使自己处于劣势地位，担忧因农民工的身份而无法获得同事与领导的认可。种种担忧逐渐成为一种煎熬。当现实的不安全感与实现理想和期望的矛盾逐渐加剧升级，而新生代农民工又无法减弱这种工作不安全感时，便很容易产生离职、寻求其他发展机会的想法。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对离职倾向有正向影响； 　　H1a：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丧失不安全感对离职倾向有正向影响； 　　H1b：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执行不安全感对离职倾向有正向影响； 　　H1c：新生代农民工薪酬晋升不安全感对离职倾向有正向影响； 　　H1d：新生代农民工过度竞争不安全感对离职倾向有正向影响； 　　H1e：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关系不安全感对离职倾向有正向影响。 　　（二）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在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众多变量中，工作不安全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激励―保健因素理论即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公司政策、管理制度、工资报酬、工作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等一系列的外部条件，这些条件能够消除员工对工作的不满意，称之为“保健型因素”；另一类是工作的成就感、挑战性、发展机会等能够激发起员工责任心、信心、荣誉感的因素，能够使员工对工作产生满意，称之为“激励型因素”。保健型因素并不是员工获得工作满意度的充分条件，激励型因素才是对员工工作满意度起决定性的条件。由此可见，工作不安全感包含的因素不仅不会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的不满意，更无法使他们对当前工作感到满意。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H2a：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丧失不安全感对工作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H2b：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执行不安全感对工作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H2c：新生代农民工薪酬晋升不安全感对工作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H2d：新生代农民工过度竞争不安全感对工作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H2e：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关系不安全感对工作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三）新生代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