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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义解释在法律解释方法中优位性及其限度 　　摘 要：文义解释是获得绝大多数法律人认同的最具基础性的法律解释方法，但当前有关文义解释含义和范围界定的分歧正在瓦解文义解释优位性的共识。文义解释要确证其在法律解释方法序列中的优位性，其自身就必须获得确定的内涵；其优位性的合法性根基则在于法治国体制架构；而对其合理界限的规则限制，则为其实践操作确立了规范性根据。文义解释正是基于其功能优势、积极后果和合理限度而对法治国持存具有构成性意义。 　　关键词：文义解释；优位性；黄金规则；法治国 　　作者简介：魏治勋，男，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事法哲学、法社会学和政治法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法律解释的原理与方法体系”，项目编号：12FFX016；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青年团队项目）“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项目编号：IFYT1220 　　中图分类号：D9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4-0095-08 　　文义解释是获得绝大多数法律人认同的优位性法律解释方法，但学界关于文义解释的内涵与范围的认识却不一致，这就使得其优位性命题本身就是一个甚不清晰的判断，以至于学界和司法实务界迄今仍旧不能就该问题形成广泛共识。故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深入探析和澄清，为文义解释司法功能的发挥奠定合理的认识论根据。 　　一、文义解释优位论的前提在于准确界定其内涵 　　当今中国法学界关于文义解释的内涵与范围多有讨论，却依然不能获得广泛一致的认识。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文义解释包括字面解释、限缩解释、法义解释、合宪解释、当然解释、语法解释、体系解释和比较解释，并认为，最典型的文义解释是字面解释，且只要解释的对象是法律语词，所使用的方法是发现，姿态是对法律的服从，解释的结果没有背离可能的文义，就属于文义解释。[1]从该学者的这一宽泛界定来看，这里的文义解释囊括了远超过一般理解范围的其他众多法律方法或法律解释的原则，可视为最为广义的“文义解释”。还有的学者虽然认识到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优先方法和首要原则，也肯认文义解释的基础含义是对法律的字面解释，但却将文义解释视为包括字面解释、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在内的上位概念。[2]这一认识背后的思路是：认为可以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向进行文义解释，首要的步骤是从字面的路径阐明法律概念的基本字面含义，但在解释出的字面含义不完全符合实践需求时，认为可以根据需要直接对外延做出限缩或扩张的调整，于是在基础字面含义上自然就衍生出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问题在于，只要是法律解释，就必须通过对法律概念内涵的阐明来限定其外延，一旦根据外在目的和实用意图直接确定外延范围，那就不再是解释，因为它缺乏一个合理推理的过渡；然而一旦借助于这种推理过渡，则就不再是文义解释，而是所谓的“论理解释”了。可见，将文义解释扩展至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所谓文义解释不但丧失其学理基础，也必将无法直面合法性追问。 　　但国内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认识与前述界定有着明显不同。梁慧星认为，解释法律应尊重法条文义，为文义解释时，一般须按照词句之通常意义解释；超越法律解释之范围，将进入另一阶段之造法活动。[3]王利明认为，文义解释是指对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所进行的解释，这一理解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文义解释是针对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按照语法结构和语言规则、通常理解等方法所进行的解释；另一方面，文义解释原则上就是要使文本的字面含义具体化，目的在于通过阐释其字面含义确定文本的准确意思。[4]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诚二同样将文义解释界定为“以法条中之文字、文句、用语并具文理来决定法律的意义及内容”[5]（P51）的法律解释方法。任何其他超出文义解释基本内涵限定的解释方法，都不再是文义解释。这一认识在司法实务界亦获得了赞成性回应：“文字的含义是解释的基础。离开了法律规范中使用的具体文字，就没有什么法律解释。文字是法律解释的起点和终点。”[6]可见，国内学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多数观点，都将文义解释界定为一定主体针对法律条文语词的字面含义所进行的通俗化的说明活动。即是说，通常理解的文义解释仅仅局限于对法律文本字面意义的客观界定，并不包括超出一般字面意义的其他解释方式。 　　合理定义文义解释的内涵及其基本界限对于其优位性命题的确定及其司法功能实现都是极具意义的重要理论任务。在笔者看来，恰当的进路则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应当在对文义解释学说的历史嬗变进程的梳理中去发现其本相、特性并进行功能定位。魏德士指出，尽管法律解释方法的称谓有所不同，但是，当今几乎一切法律使用者都仍然遵循着萨维尼的准则。[7]（P314）早在1840年，萨维尼就提出了法律解释的四个基本要求，这被认为是自罗马法以来法律解释正当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