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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个人视角下教师对新课程改革适应性探讨

文化一个人视角下教师对新课程改革适应性探讨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课程变革的研究由结构一功能视角转向文化一个人视角。在文化一个人视角下,教师对课程变革的适应性由四个重要因素构成:思想上的认同、能力上的胜任、情感上的关注以及文化上的融合。这四个要素彼此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架构,为我们研究教师对新课程改革的适应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文化一个人视角;新课程改革;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2-0128-06      著名的课程故革专家富兰(M.Fullan)曾经说过:教育变革的实施取决于教师的所思和所为,就这么简单,也这么复杂。之所以这么简单,是因为这个道理简单明了,无需多言;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教师在教育变革中的适应与改变并不容易。因此,关注教师对新课程改革的适应性,理解教师在新课程改革中的现状,帮助他们寻找良好适应的策略,就成为课程实施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文化一个人视角与教师的适应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教育改革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转向,就是从结构一功能视角(structural-functional perspectives)向文化一个人视角(cultural-individual perspectives)进行转变。当今世界上著名的教育改革研究专家,如富兰(M.Fullan)、范登堡(R.van den Berg)、哈格里乌斯(A.Hargreaves)、利思伍德(K.A.Le-ithWood)、霍尔(E.H.Hall)等等,大多从这个文化一个人视角来进行有关课程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结构―功能视角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可以通过组织结构和管理使成员达成理想的表现。这种观点的核心在于相信变革和对变革的实施可以通过层级式的管理来实现,因此课程改革方案是否合理至为关键。持这种观点的研究,倾向于探究课程开发方案的合理性,经常运用控制、经济理性以及权变的组织理论。时至今日,在讨论教师对新课程适应性问题上,依旧可以看到这种观点的痕迹。一些专家学者相信,教师适应不良主要来自课程改革方案自身的不合理性和非实用性,而教师个人的因素,则成为各种现实条件的因变量,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与结构―功能视角不同,文化一个人的观点强调两个重点:一个是教育变革中个人的意义,包括他们的态度、信念、期望、情绪等等;一个是变革过程中以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主的组织文化对变革的影响。这种观点倾向于把教师看成变革过程中能够自我引导的主动因素,而不是被动的受管理者,因此个人因素以及学校文化重建对于教育变革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教育改革研究领域的这一转向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也非学者们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和教育改革的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回顾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主要趋势:越来越全面、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也越来越复杂。当前的改革趋向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革的结构―功能视角对过去那种结构清晰、目标明确、构成简单的改革来讲,是很有效的。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化、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等等的影响,教育改革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不确定,以至于富兰认为,混沌和复杂性成为描述教育改革的更恰当的词汇。由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没有任何改革的策略可以一成不变,也没有什么可以准确预测的结果,结构一功能视角对此显然无能为力。   在这种改革的形势下,为了成功地实施这些改革,教师需要在理念和实践上发生根本的变化,教师对改革的主观意义构建因而显得十分重要。一些研究也发现,尽管教师对改革的解读与政策制定者并不一致,但是这种解读却深深地影响着教师的课程实施行为。因此,我们需要把教师看作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主动建构意义的主体。课程改革对于教师来说,不仅是一种客观事实,更重要的是,这种客观事实必须进入到教师的意义系统,成为一种主观事实,然后才能指导教师在复杂的改革环境中有所行动。同时,教师这种意义系统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支持性的文化环境,因为环境决定着教师对意义领悟的方式和方向。概言之,文化一个人视角对于新的教育改革可以提供有力的解释。   显然,和结构―功能视角相比,文化一个人视角能够让研究者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教师个人因素的重要意义,关注教师对课程变革的适应性。而且这种适应性是建立在教师意义建构基础上的适应性,而不是顺从机构意志、压抑自我而形成的服从性的适应性,它更凸显了教师个人的存在价值,让课程改革在教师的心目中扎下了意义之根。在这种视角之下,教师对新课程的适应性就不是“adap-tation”,因为这个词汇表示教师对新课程改革的适应是被动的,是“被改造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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