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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美国外交一种宗教视角分析 　　摘要：在西方文化观中，美国文化具有鲜明的宗教性。宗教文化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体现在三大方面：源于宗教的使命感强化了美国外交中的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美利坚民族信奉的宗教自由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大背景下促使美国政府出台国际宗教自由法，由此加剧了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20世纪后期宗教保守主义的复兴强化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宗教神学色彩。 　　关键词：文化； 美国外交； 宗教使命感； 宗教自由； 宗教保守主义 　　作者简介：杨卫东(1969―) ，男，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从事美国外交思想史、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冷战后美国宗教与外交关系研究”，项目编号：05CGJ005 　　中图分类号：D8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3-0129-07收稿日期：2007-12-22 　　 　　文化与美国外交之间的关系是中外学界不断探讨的话题，从宗教文化的视角分析宗教与美国外交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普遍受到忽视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从西方学界的视角阐述了宗教与美国文化之间的一般性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从宗教使命感、宗教自由观与宗教保守主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一、美国文化的宗教性 　　 　　谈及美国文化的宗教性，首先应该从广义的层面对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异，东西方在此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在世俗化色彩比较明显的东方世界，人们在提及文化时常常把宗教排除在外。但在西方世界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盛行的国家或地区，谈及宗教，就涉及到文化，宗教与文化紧密相连，甚至说，宗教是文化的核心。 　　宗教是人类的思想观念问题，亦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从更广义的文化角度上讲，宗教又属于文化的一个方面。在语言学家看来，“文化”这一概念的产生就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方语言中，文化Culture（英、法）或Kultur（德文），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意为“开垦”、“耕作”、“种植”、“培养”等，与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有关。值得注意的是，cultura是从cultus引申而来，拉丁文的cultus有着双重含义，一为“礼拜”、“祭礼”之意，二为“耕作”、“教化”。在第二层含义中，它又指cultus deorum(为敬神而耕作)和cultus agori(为生计而耕作)。这种“耕作”既着眼于物质生活，又强调宗教信仰，揭示出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远古时就与宗教有关［1］（P19―20）。所以，文化从其本源上就与宗教有关。丹麦宗教哲学家霍尔姆（S.Holm）在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着独特的见解。霍尔姆认为，宗教为“本质理性”，是文化形式的存在基础；而文化则为“认识理性”，是宗教观念的认识基础。文化对宗教具有一定的依赖性［1］（P33）。在文化与宗教关系问题上，德国著名神学家鲍尔?蒂利希（Paul Tillich）的观点在西方最具代表性。蒂利希认为，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作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是文化所赋予的实质。在他看来，“宗教是文化的灵魂，文化是宗教的形式”［2］（P280）。蒂利希的观点基本代表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因为，在西方社会那些具有强烈宗教感的人看来，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在于宗教，宗教构成一切文化的内部意义，宗教是丰富多彩之文化表现的实质所在。在中国，学术界虽然对蒂利希等人的观点持有异议，但仍然有个别学者持有与蒂利希等人相类似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何光沪就曾认为，宗教是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是各个文化部类的深度之维［3］（P9）。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在西方，宗教在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核心。 　　作为西方文化的延伸与变异，美国文化秉承西方文化的特点，并有所发展。所以，在美国文化中，宗教亦即美利坚民族文化的核心，是美利坚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石。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言：“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4］（P32）。在这里，亨廷顿教授所指的“文明”，其实就是文化的延伸。就广义的美国文化而言，它的内涵相当丰富。中国学者董小川在深入研究美国文化的基础上指出：“美国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基督宗教为主流、以种族关系为基础、以多元化为特色、以大众文化为主宰的文化。”［5］（P13）从董小川教授对美国文化的界定中不难看出，作者在强调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的同时，也承认美国文化是以基督教文化作为其主流的。 　　早在北美殖民地开拓之初，早期清教徒就在北美大陆烙下了明显的清教文化痕迹。19世纪末的美国学者戴维?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认为，清教是美利坚合众国最重要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