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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影响实证研究 　　【摘要】基于华北地区3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为主要指标，分析文化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选择工作单位的性质有显著影响；家长对子女的职业期望和与子女的交流沟通影响子女的就业成功率；相比较而言，权威型家庭子女的就业状况更好；家庭文化资本地位较高的子女对使用社会关系获得就业资格的现象更为包容和认可。 　　【关键词】社会分层；文化资本；大学生；就业 　　 　　高等教育大众化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都有更多的机会享受高等教育。但是，高等教育公平不仅体现在入学机会上，而更为实质性地体现在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上。教育文凭资格获取后的就业是社会流动的开始，而就业职位的高低影响着每个人薪酬和地位又再次影响和塑造新的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对就业的影响、学生因家庭背景的差异而导致就业结果的差异，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陆学艺学者就社会分层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表明：处于我国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的机会比常人高1.2倍。[1]众多学者就家庭背景[2]、家庭经济地位[3]要素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均获得较为一致的结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毕业时的升学率、就业落实率、起薪就越高。但众多的学者针对社会分层中文化资本对教育系统中的特殊作用的探讨较少，家庭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发挥怎样的作用？ 　　布尔迪厄较为深入地探究文化资本内涵，并认为文化资本以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及制度形态三种基本形式存在。[4]有研究者将父母对子女职业期望、学历期望等身体化形态因素，以及家庭藏书情况、专门的学习场等客观形态因素作为文化资本定量指标，展开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绩影响的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制度形态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具有显著影响。[5]也有学者从定性方法探究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影响，研究得出家长若在践行终身学习理念，培育民主型教育方式以及营造良好家庭文化环境等方面作出努力能促进子女学业成就的结论。[6] 　　文化资本在缩小阶层差距，实现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文化资本通过何种机制对就业产生影响？本文就文化资本对就业影响话题进行实证调查及展开讨论，通过分析家庭职业期望、沟通情况、家庭文化氛围等文化资本要素对大学生就业落实情况、工作性质、工作努力程度等方面的影响。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北京、天津及河北三地各一所样本学校，所属学校类型分别为部属重点高校、公立本科院校和地方独立学院，可以将其近似等同于高考录取批次中的一本线、二本线、三本线院校。每个学校类型抽取300个即将离校大四学生调查样本，共抽取900个样本，回收有效问卷817个，有效回收率为90.7%。同时，本次调研还结合访谈方法获得详细信息。 　　本次调查的时间是2010年6月下旬。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中签约/等待签约占总体样本的62.1%，尚未找到接收单位占到37.9%。从性别角度来看，男性就业率为64.4%，女性就业率为48.2%，男生就业率要明显高于女生。来自大中城市的学生就业率为59%，来自镇、县城学生的就业成功率为47.3%，来自农村学生就业率为53.6%。 　　一、社会分层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社会分层对大学生入学机会的影响，已经众所周知。它对大学生的就业同样具有显著的影响。表1显示，随着家庭社会层次的提高，学生的已签和待签的比例逐渐提高，社会下层与社会上层在就业落实情况上相差近10个百分点。社会中下层的就业签约和待签率均低于社会下层，且社会中下层中未找到接收单位所占比例最高，社会中下层子女相比社会下层子女更不具有就业优势。 　　注：本文社会分层依据陆学艺十大阶层的划分方法，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经理人员划分为社会上层，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划分为社会中上层，个体工商户和商业服务人员划为社会中下层，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半失业者划分为社会下层。横向百分比封闭，纵向百分比不封闭。 　　社会下层的家庭子女在自主创业项上选择为空，自主创业作为高风险性的就业路径，对人脉资源、关系网络、经济来源等条件均较为薄弱的下层子女来说，以创业形式来实现就业确实不是一个最佳选择。自主创业选择群体中，以高中受教育程度的私营企业主为代表家庭子女占绝大多数。 　　注：高中阶段包括中专、职高、技校，横向百分比封闭，纵向百分比不封闭 　　表2与表1构成情况大体趋同，出国学习项就业状态选择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次在该项选择所占的比例近乎一致，最大比例的出国留学学生群体处在社会层次及文化资本程度较高的家庭中。 　　以父亲职业为表征的社会资本、以家庭年收入为表征的经济资本、以父亲受教育程度为表征的文化资本三者作为自变量分别对就业与否情况的因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