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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动力机制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稳步中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公民在利益观念、政治归属感、政治权力的分配模式、政治挫折感起因等等政治行为、政治观念的变迁导致了政治文化的更改，从而深深的影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政治参与；公民；动力机制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1）01-050-03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公民教育的逐步开展，以及历次全国性的普法教育、新闻媒体传递的大量有关信息等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纳税人意识等基本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政治自主性空前提高。这是政治参与良性化发展的前提，标志着公民参与以服从型和信念型动因为主，辅以强制性动因的政治参与动力机制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一、公民自主性所产生的利益驱动 　　自从社会进入后毛泽东时代，党中央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生活中的利益原则重新得到肯定，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从非利益性动因转变为利益驱动力，利益分配作为一种动机在驱动人们参政政治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加强。 　　利益动因是人们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的利益而参与政治生活，影响社会价值分配的心理过程。由于利益具有多样性，因此利益动因也有不同的表现，它的有效发挥有赖于社会不同阶层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在这种动因的支配下必然会产生自动的、积极的政治参与，这是因为，利益是政治参与的价值性目标和驱动力，没有对利益的追求就不可能有参与的动力和行为。 　　由于政治参与的实践本身需要付出时间、精力、金钱等“投入”，参与者投入与参与所带来的利益之间的比率决定公民参与与否的重要指标。“参与－回报理论”认为，如果P（预期结果）＋B（利益）＋D（公民职责）－C（代价）＞0时，公民就会踊跃参与。[1]利益驱动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最深刻动因。公民是不是参与选举或参与其他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参与预期成本之和的估量，是对实现他的目标的可能性和自身力量的评估后所做出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下，中国进入了转型期。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和全面的社会状态的过渡，是社会利益的重组及调整、社会观念的转变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转换和机制的转轨。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及运作机制适应变化的环境进行调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而利益的重新调整所带来的利益分化、社会阶层的剧变，又震撼着社会成员的既有价值观和价值参照系。社会成员为了在利益分化的时代保存既有的利益或争取更多的利益会增多对政治的参与。 　　除了利益动因在目前政治参与中居于主导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促进公民参与政治的动力因素，如公民的政治归属感、公民对权力的追求以及公民由于自身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而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等等。 　　二、政治归属感动因 　　学者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公民政治参与方式进行调查，得出其主要方式： 1、向本单位领导反映15.1％；2、向政府部门反映15.1％；3、向人民代表反映13.6％；4、向报刊电台等反映7.8％；5、组织他人共同努力3.6%；6、给领导人写信2.9%；7、游行2.1%；8、组织集会讨论并向有关部门反映1.8%。[2]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时有明显的组织依赖感，中国公民的政治归属感比较强。 　　政治归属感的产生源于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这是政治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有利于社会的团结和政治的整合。政治归属感动因的保持需要公民保持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和热情。过去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一些不完善之处可能会带来政治认同的危机。比如有些地方在选用干部时事先没有征得民众的意愿，选举的时候实行等额选举，造成民众的政治参与失去了意义，从而影响政治参与的热情，造成政治上的冷漠主义。这就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从体制上、程序上建立和完善民主，让人民群众真正地参与政治，同时廉洁公正的政府是增加民众信任度的必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对组织的依赖感强烈往往会削弱公民对自身利益的认同感，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多出于信念性和服从性动因。这种具有明显的组织色彩的政治参与，使得参与多通过动员的方式发生。 　　三、政治权力动因 　　众所周知，政治权力是社会政治的核心，其本身具有至上性、公共性、制约性、能动性和动态发展性等特征，[3]这些特性的具体表现就是政治权力可以作为一种强制力量，是主体成员实现其利益的重要手段。人们的政治参与过程就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实现自己所要实现的利益的过程。因而对政治权力的谋求成为一部分人参与政治的直接动力。 　　另一方面，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