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理论探索.docVI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理论探索 　　摘 要：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制度治党是改革开放后党基于新的历史条件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而提出的重要党建命题。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并提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的建设新方略，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宝库。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理?发展脉络，对于新时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69-05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提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新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贯追求和优良传统，制度治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严管党治党的必然要求。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和科学内涵。回溯既往，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不断推进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理论发展演进过程，有助于厘清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历史形成脉络及其发展特征，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初步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系统总结了党的建设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借鉴世界其它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针对执政党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要求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新发展。邓小平在注重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更加强调党的制度建设，强调用健全的制度管党治党，在“法治”理念下以制度管党，开创制度治党新局面，初步形成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 　　实际上早在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论及把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来加强执政党建设。他提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规定，以便于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1]215改革开放后，结合党自身所处历史方位以及面临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更加强调制度建设对于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在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333由此，他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明确将其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方向。 　　邓小平在突出强调党的制度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党的思想建设，而是要求发扬思想建党的优势，不断增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党性纪律、理论武装、党的作风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等方面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挥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366-367与此同时，他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要消除这些弊端，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2]332 　　此外，邓小平还深刻论述了党的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之间的关系，要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加强执政党建设。针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他指出要从思想作风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2]328 　　1985年3月，邓小平明确指出要通过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