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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反思与前瞻 　　记者：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文化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思想界关注的热点，２０年来的文化论争构成了当代学术史的主体内容。作为这场文化论争的参与者，您能否评述一下近２０年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李：２０年来的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８０年代、９０年代、新世纪。在我看来，８０年代文化讨论的热潮，直接源于当时人们对于当代中国如何尽快实现现代化的渴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反省。“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在当时是朝野上下的价值共识。学术界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作为历时数千年的一个庞大的价值系统，对于当今社会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如何清理封建文化的毒素，吸收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健全民族文化的机体，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是值得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去做的时代性课题。值得注意的是，８０年代文化讨论还有一个很强势的文化心理背景，即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屈辱心理、反抗心态和复兴愿望。另外一个文化心理背景，是自“五四”以来形成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势。在这样一个总体状态下，８０年代的文化讨论，具有很明显的激进色彩，告别传统，彻底重建，学习西方，走向现代，似乎成了时髦而又必然的潮流或者说是“话语”场景。 　　９０年代的文化讨论，相对于８０年代而言，保守的特征很明显。从１９８９年下半年开始，文化讨论开始转向，从激烈地批判、否定传统，转为重新认识传统、肯定传统。进入９０年代以后，这个态势进一步增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研讨传统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讲话，接见港台和海外与会代表，客观上增强了文化研究的力量。“弘扬民族文化”成为很时髦的口号，“国学热”一度热遍神州。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揭示其中的优秀成分，由此增强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成为这个时期文化讨论的主题。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提出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的“综合创新”论，再度受到重视。张岱年先生主编了《国学丛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他在１９９１年３月写的《国学丛书序》中说：“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对以往的学术成就进行批判性的总结。”“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清除历史上从古流传下来的污垢，发扬前哲已经揭示的相对真理，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创造性的思维仍以通晓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为必要条件。”“编印《国学丛书》的计划，意在承继前贤志业，融汇近代以来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的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与意义。”大概可以说，９０年代的文化讨论，张岱年这些观点，反映的是主流思想（无论官方还是学术界）。我之所以说９０年代的文化讨论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这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证据。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保守”并不是贬义，而是一个事实判断用语。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一个人，在精神上、在价值上，总要有所守。如果没有所守，那就完蛋了。因此，保守并非坏事，更不可怕。但是，“保守主义”值得警惕。在９０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保守主义一度抬头。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在民族文化的外衣包裹下，历史上的污泥浊水，诸如什么帝王术、权谋术、厚黑学、拍马术之类图书，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占据了文化殿堂。如果说，这种所谓保守主义是热衷于市场效应（经济效应）的话，那么，以企图发表“大陆新儒家文化宣言”为代表的某些所谓儒学传人，其所执著的保守主义，则是以倡导复兴儒学而实现当代中国现代化为职志的，其宗旨在于文化价值系统的构建。这种情况虽然是极少数、极个别，但却是９０年代文化讨论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此外，关于中国文化人文精神及其当代建构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讨论，关于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讨论，关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关系的讨论，关于２１世纪是否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讨论，特别是关于中国文化在２１世纪对于人类可有的贡献的讨论，以及对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回应，等等，都是９０年代文化讨论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及其讨论的取向，反映出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新的开掘。这个时期，文化讨论还表现出明显的全球意识，有出版社出版了国外汉学丛书，有学者主编了《东学西渐丛书》，有学者明确提出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有学者主张“走出中西体用之争”。这些，相对于８０年代，无论在论题选择或学术视野方面，都是明显的前进，凸现了文化讨论的价值理性。 　　新世纪的文化讨论，较之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有了新的气象。如果说，８０年代的文化讨论是以批判、否定、激进为标识，９０年代的文化讨论是以清理、肯定、保守为标识，那么，新世纪的文化讨论则是以诠释、构建、理性为标识。套用一个公式，那就是：８０年代是正题，９０年代是反题，新世纪是合题。当然，这个公式未必合适，但大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