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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语言学模式与话语文学史 　　有没有“正确的、恰当的文学史观”？如果有，它又来自于何处？这是乔国强在《叙说的文学史》中，一开始就提出的一个巨大的“文学史之问”。这恐怕也是所有文学史写作和研究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某种意义上，《叙说的文学史》一书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一、文学史学的语言学模式 　　海登?怀特曾说过：“《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1]这段话基本上也可视为是对乔国强《叙说的文学史》的描述。毕竟，《叙说的文学史》明显受到了《元史学》的影响，它可以说是“元史学”在文学史学领域的投影，尽管这道“投影”与其说是“结构”的，不如说是“形式”的[2]。不过，不像怀特认为的结构主义史学已经是过去时，在中国，文学史的形式研究还远远不够。 　　在中国流行的三大文学史研究模式―――哲学模式（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政治学模式（戴燕《文学史的权力》）、教育学模式（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之外，《叙说的文学史》开辟了文学史研究的第四种模式，即语言学模式。诚如著者所言，《叙说的文学史》“与其他那些探讨文学史写作的专著不同，它关注的焦点不是该如何评价具体的文学事件、作家、作品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通过对文学史叙事的讨论，来看清文学史叙事的一些带有本质性的问题及其属性的特点”，“这是一本从叙事的角度对文学史叙事原理进行讨论的书”[3]。简单说，《叙说的文学史》通过叙事学理论来研究文学史文本及文学史写作。 　　这种以“文学史叙事”为对象、从形式分析角度切入文学史的研究路径，在国内文学史学界显然并不常见。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国内文学史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内容主义”，而它又与“偏于史学的文学史写作方式”密不可分：“用重要的历史事件诠释文学现象，以社会语境的变迁作为文学思潮嬗变的主要依据，将文学史与社会史、心理史、政治史等一起纳入宏大叙事的范畴，为社会代言，为时代服务……这些似乎成为这种文学史写作方式的主要内容。”[4]偏重于“历史”的文学史写作导致了一种偏重于“内容”的文学史研究，两者互为表里。而这种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上的“历史至上”及“内容至上”，背后则有将文学史视为“救亡”“启蒙”或“规训”手段的历史功利主义做支撑。 　　因此，就此意义而言，《叙说的文学史》对国内的文学史研究，无疑是有纠偏意义的。 　　但文学史研究的语言学模式，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文学史文本的形式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建立联系。比如，《叙说的文学史》通过解读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非常精彩地论述了“秩序”在文学史叙事中的意义。它已经注意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其语言组织和论述顺序背后，掩藏了叙述者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3]144-145。但可惜的是，《叙说的文学史》点到即止，并没有沿着后殖民主义的思路进一步去追问，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与海外汉学研究意识形态之间具有何种关系，从而错失了对萨义德《东方学》进行补充说明的机会。当然，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文学史编纂者在进行历史叙述时，由论述和事件组成的文学史的“语言秩序”，与整个社会和历史的“文化秩序”之间，会形成某种关系，这种“秩序”甚至是一种“反秩序”，而这些正是文学史学家要去分析的。但在这方面，《叙说的文学史》囿于形式主义，并没有充分地展开论述。至于通过叙事学来审视文学史叙事，从而“厘清文学史文本内、外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关系，窥见一些深层结构所具有的意蕴”，这恐怕是叙事学、形式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等形式分析方法本身就无法胜任的。 　　《叙说的文学史》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文学史是一种具有一定叙事性的文本，其本质是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但这种关于“文学史写作的虚构性”的强调，并不指向对“文学史情结”或“文学史迷思”的任何批判，无论这种“情结”和“迷思”是何种意义上的[5]。它不承担任何历史反思的功能。因此，《叙说的文学史》中隐含的文学史关怀，即建立“正确、恰当的文学史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因为何为“正确、恰当的文学史观”，并不能由文学史形式自身得到证明。它需要把文学史作为话语类型放到历史中来思考，也需要我们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史”进行反思性的认识。 　　二、“话语”视野下的文学史学 　　《叙说的文学史》对西方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文学史理论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尤其是重点介绍了韦勒克的文学史理论。但正是后者建立在“新批评”基础上的理论观点，决定了《叙说的文学史》的文学史学视野。虽然它也认识到，“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说到底，其实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