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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研究中作品分析刍议 　　摘要：通过阐述文学地理研究中有关地域文化的认识问题，指出对于地域文化的了解，受到文化变迁、社会总体知识水平和个人经历经验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又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诗歌为例，提出了一种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即按照创作地点将它们分为“在岭南”与“自岭南”两类，并比较了两类作品在表现手法上的差异，进而探讨了它们对于文学地理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文学地理；地域文化；作品分类；唐五代；岭南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9－００98－０5 　　 　　文学地理学在最近十多年里一直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先后发表、出版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但就研究内容来看，这些成果大多集中于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作一种静态分析，而对文学作品与地域、地域文化之间复杂纷繁的关系，则有待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究。文学地理学当然要关心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假如仅仅局限于此，那就难以全部弄清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理驱动力因子。笔者以为，推进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解决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键性问题，应着眼于加强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因此，笔者不揣浅陋，从对地域文化的认识着手，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文学地理研究为例，提出一种切入文本的方式，借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同好，期冀共同加强文学地理学的建设。 　　 　　一 　　 　　杨义先生指出：“文学的地理学，首先关注地域文化的问题。”① 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且在他们的工作成果中得到了体现。不过，对于地域文化的认识，学者们所采取的研究策略，更多地将它看作是一种在不同时代里表现大体相近的背景，以此来观照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即关注的重点是地域文化的稳定性。但是，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创作者受到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地域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变迁远比想像中的大；民众有关地域文化的知识受社会交往程度深浅的制约；个人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因其经历经验而有差异，它们是影响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因素，在此笔者试加说明。 　　第一，从地域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时代不同，地域文化及其景观亦随之变化。史书对于各个地域文化事象的记载虽然比较零碎，但结合不同时代的记述，还是能够从中窥出一些变迁的端倪。比如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岭南风俗时说：“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雠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佗于汉自称‘蛮夷大长老’，故俚人呼其所尊者为‘倒老’，语讹，故又称‘都老’也。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姓[性]并轻悍，易兴逆节，自尉佗之后，无代不有扰乱，故萧齐志云：‘凭恃险远，隐伏岩障，恣行寇盗，略无编户。’爰自前代及于唐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② 这一段话粗看起来，颇觉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自相矛盾，如开头说岭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结尾处又说这里“文通经史，武便弓弩，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06JA75011-44027）的阶段性成果。 　　婚嫁礼仪，颇同中夏”。查对唐代杜佑《通典》的原文，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对杜佑话语的直接抄录，而是断章取义，还添加了作者对自己所处时代岭南风俗的一种概括，在此不妨将杜佑的原话录出： 　　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其富豪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雠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至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佗于汉则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故俚人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珠崖环海，尤难宾服，是以汉室尝罢弃之（汉元帝时，珠崖数反，贾捐之上书，言“不可烦中国师徒，请罢弃之”。帝从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轻悍，易兴迷节（自尉佗、征侧之后，无代不有扰乱，故萧齐志云：“凭恃远险，隐伏岩障，恣行寇盗，略无编户”）。爰自前代，及于国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按：括号中为原文小注）③ 　　这一段所记岭南风俗，大体反映出唐以前岭南汉人与“夷獠”杂居而以“夷獠”为主的文化面貌，杜佑的文字层次明确，并无?I格不通之处，而乐史在引述时，将其正文与注释混合、增删，以至文意改变。不过，乐史在文末加上的话语，使这段文字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色，即“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云云，其潜在的意义大概表明随着时代的迁移，岭南人已不再如原先那样“不知教义”地以老父为家仆了，虽然他们还保留着浓厚的夷人之风，但颇有向化之心，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从而使原有习俗发生了较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