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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兼容性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是两种不同的大学管理理念、制度与实践，在中外大学史上各有其相应的案例支持，甚至出现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历史阶段。在大学共治的变革背景下，两者之间亦有相通之处和彼此转换的可能，关键是不能过于狭隘地理解教授所治之“学”、过于僵化地看待不断变化中的教授治校，本着求同存异的包容态度和辨证分析的基本立场，不妨将二者视为教授参与大学治理这个连续谱上的不同两点，承认其各自的合理性、适用空间及彼此问的兼容性，这样不仅有利于弥合学界的相关理论分歧，而且有助于推动我国大学管理的多样性与个性化。 　　关键词：教授治校；教授治学；大学共治；兼容性；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4）02-0061-06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开始挺进“深水区”、进入制度攻坚阶段的现实背景下，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健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等大学组织制度创新课题，正式进入官方政策流程和各改革试点单位的行动议程。在近期的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中，围绕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建构，学界在教授究竟应该负责治校还是治学的问题上似乎形成了两种立场鲜明的主张：一种认同教授治校（以朱清时、王长乐等为代表），另一种赞成教授治学（以眭依凡、马陆亭等为代表）。这种理论歧见并非一般的认知差异这么简单，而是关乎中国大学的制度设计与改革路向。鉴于此，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就一个容易被忽视却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兼容性进行探讨，考察二者各自的合理性与适用空间，寻找两者之间的统一策略，以期在求同存异、辩证分析的基础上获得更深刻的洞见，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一、大学发展史视野下的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 　　作为两种不同的大学理念和制度选择，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均能在中外大学的发展历史中找到相应的历史依据。将二者置于大学发展史中予以还原，沿着大学管理制度与实践的变迁脉络来认识其不断变化的内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教授权力设定问题的本质。 　　先来看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两种理念与制度的历史演进。教授治校的历史渊源为中世纪大学的学者治校。中世纪大学以“学者行会”的组织形式出现，实行行会自治的管理方式，大学内部的管理权理所当然地为学者组成的社团组织（包括教师主导和学生主导的两类社团）所把持。到中世纪后期，学生型大学趋于消逝，教师型大学渐成主流，早期大学的“学者治校”便演变为“教授（教师）治校”。中世纪时代的教授治校，是指教师集体全权管理大学。教师们按照手工业者结社的方式组成所谓“基尔特”（guild，即行会），自行推选校长，挑选学生，决定课程，举行考试，授予学位（即任教资格），对外交流。…自此，教授治校逐步发展为西方大学的主流理念和历史传统，并沉淀为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元素，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大学的组织制度与管理实践。 　　在中世纪以后，西方大学在历史演进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组织规模持续扩大，组织职能不断扩展，内部事务趋于繁杂，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外部介入日渐增多，大学由早期的“学者行会”逐渐转变为社会的公共组织，早先的“学术共同体”已悄然演变为“学术―行政共同体”，大学内部从人员、活动、组织到管理都发生了“学术一行政”的二元分化。作为学术权威的高阶教师虽然依旧在大学内部事务上具有无可取代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其相对地位与权力较之中世纪时期明显有所滑落。在当代，大学日渐走近社会的中心，其多元利益相关者属性渐趋凸显，大学共同治理的潮流迅速勃兴，教授治校制度在内涵与形态上相应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早期由教师掌握近乎全部管理大权、负责几乎所有大学事务的绝对型教授治校模式已渐进地让位于由其主导学术管理并参与重大校务决策的相对型教授治校模式了，教授治校的理念亦更多地体现于大学治理层面的（教授或其代表）参与大学事务治理，而非管理层面的各类事务处置时的“事必躬亲”。在大学管理层面，教授权力已呈现出从早期的“主导治校”退守为“专注治学”的趋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即便是素有教授治校遗风、教授权力显赫的西欧国家大学，其大学一级的控制权力也在不断改革中趋于加强，大学权力结构向分权、共治方向变革，核心决策机构的成员渐趋多元化，教授的治校权自然相对萎缩。在实行“学术―行政”二元治理模式的美国大学系统中，在学校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或理事会）的领导下，校长通过行政管理系统主导校内行政事务，教师则通过评议会等权力机构掌控学术事务，并借助多种民主参与机制行使对重大校务的决策参与权。 　　不同于西方的原发内生型大学，中国大学是通过效仿西方大学原型方得以创生的后发外生型大学，其管理体制的变革深受政府介入的影响。民国初期，在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