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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初期清廷改革措施与改良派态度 　　［内容摘要］ 庚子之变后，清廷为挽救统治恢复实行变法。但清廷对变法的敷衍和对维新力量的排斥引起改良派不满，促使他们主张通过立宪政治救亡图强。清廷和改良派的矛盾使二者在改革问题上出现裂痕，并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兴起。 　　［关 键 词］ 清廷；改革措施；改良派；新政态度 　　［作者简介］ 樊学庆，历史学博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清末新政是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影响至深的一场全面社会变革，清廷和改良派都是这场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但是在改革之初，清廷和改良派在改革措施上即已出现矛盾。这不仅在二者间造成深深裂痕，而且直接影响到此后改革的进程和走向。本文即就新政初期清廷改革措施与改良派对立之的态度略做论述，以期有助于加深对清末新政发展变化的认识。 　　 　　一 　　戊戌维新失败后，清廷变法并未停止。政变刚刚结束，慈禧就着手推行自己的变法。1898年10月15日，慈禧颁布懿旨：“国家制治保邦，纲常名教亘古为昭。至于条理损益，随时变通尽利，本无一成之法。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当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仍应次第推行，不能因噎废食。”12月30日懿旨又将变法范围规定为“练兵、办团、保甲、积谷，以及农工商等务”，并反复申饬臣工务必实力举办，如“甘心欺饰，自负委任，必当治以应得之咎”①。但这次变法很快即被义和团运动打断。庚子之变后，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遭到沉重打击，不得不采取措施挽救统治。1901年1月29日，慈禧尚在西安逃途中，便以光绪名义下达诏书，恢复实行变法，并令内外臣工就新政措施限期上奏。 　　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首先上折，提出新政：“探其本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其余理财讲武，以次第施，因时制宜，兴利剔弊，而成效乃可得而言也。”②随后，张之洞、刘坤一也提出变通政治应以人才为先，“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并指出兴学育才“为求才图治之首务”“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③。 　　在重臣们的建议下，清廷于1901年9月11日首先令各省建立武备学堂。9月14日，又令各地将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这样，教育改革作为全国上下瞩目的第一要事，在新政复行后首先实行起来。不久，为平息强烈的融合满汉要求，慈禧又谕令准许满汉通婚，劝导汉族妇女不再缠足，宫中也不再选汉人做秀女④。在此前后，清廷又设立政务处、开经济特科等，种种措施不断颁布，颇有百废俱兴之势。 　　 　　二 　　尽管这一次推行新政颇有决心，而且诸多变法措施都取自戊戌维新政策，但清廷对维新力量仍层层设防。在新政诏书中，清廷对康、梁维新派和戊戌变法大加指责：“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在兴学诏书中，清廷对新办学堂也极力强调“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⑤。清廷这些顽固坚持反对戊戌变法立场、对维新力量处处排斥的做法使改良派对新政多抱冷眼观望态度。严复认为，清廷新政诏书“看似十分诚恳，然总是隔膜，须光复之后，看行为如何，方有定准”。并认为清廷“欲天下信其真诚，必先从不护前短始”，应立即起用戊戌人才⑥。 　　清廷变法后的用人行政也使改良派相当抵触。两宫尚未回銮时，严复就指出，清廷“虽累有新政之诏，然观其行政用人，似与所言尚非相应”。两宫回銮后，情况仍毫无起色。当时严复因京师大学堂事由津赴京，对京中朝局观察较深：“今天下喁喁待命者，大抵皆求变法，然军机、外部、政务处三者鼎峙，大率随众昌言，而实阴用其阻力”。其中尤以王文韶为甚，“纯乎痛痒不关，以瓦全为政策”“且近来学宦皆以此老为师资，故天下靡靡，愈入于不救”“总之，回銮将近一月，而新机厌然；来岁新春，即有一二更动，亦将为其所可缓，缓其所必急，以涂塞天下耳目而已”。而吴汝纶屡屡辞谢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其隐衷也是担心京中“新少旧多”，将使新政难以推行，大学堂事难有成效⑦。对清廷的兴学举措，改良派更为不满。清廷虽在1901年即下诏兴学，并在1902年初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但将近一年后才批准张百熙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而且对张百熙的办学措施处处猜忌限制。张百熙本欲用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但因京中顽固大臣和袁世凯等人攻击吴氏主张民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