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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研究多种可能性 　　〔摘要〕 学术研究的魅力,就是探讨未知。木斋先生《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不仅仅限于古诗十九首,还涉及到建安诗歌乃至中国诗歌发展的整个历史,学术视野非常开阔,涉及到对于中国诗歌史若干重要问题的重新理解与界定等问题。他的见解还未必能成为定论,但是,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本来就是探讨各种可能性。因此,他的研究工作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 　　〔关键词〕 文学史研究;《古诗十九首》;建安诗歌;木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2-0048-03 　　 　　 　　木斋先生的新著《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出版问世前,来信约作序,我实在为难,一是木斋先生年长于我,学术疆域也远比我开阔,仍不耻下问,叫我感愧兼及,如何措辞?二是这部数十万字的论著时时充满论辩色彩,也不易把握。由于我的拖延,错过了印制时间,拙序未能荣耀冠诸卷首,但是我仍然感激作者,是他,让我对文学史研究与撰写方面的若干问题再作思考。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问题。 　　阅读木斋先生的论著,常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首先是他人生经历的新奇。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流落东北,成为新一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这种经历的人不计其数。我本人也曾从京城到农村插队落户。因此,这种经历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我所以感到新奇,是他的太深沉的历史情结,太强烈的写作愿望。大多数人回城以后,只是把这段生活埋藏在自己的内心,而木斋先生却形诸文字,完成了自传体文字《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让后来者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其次是他学术经历的新奇。上个世纪80年代,在古典文学研究出版界,王洪的名字可是响当当的,因为他主持编写了好几部影响很大的古典文学鉴赏论著。赏析热退潮后,王洪的名字逐渐隐去,而木斋却又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站立起来,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宽广,他似乎不知疲倦地要把中国古代文学都要领略一番。生活的感悟给了他诗人的气质,他又将这种感悟熔铸到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理解中,在理性的思考中,不乏情感的交融。这是他与单纯沉浸在书斋中的学者有所不同的地方。 　　唯其如此,他的著作常常会提出一些新奇的学术见解。过去,他的研究重心在唐宋文学,我 　　虽然有所关注,但毕竟隔行如隔山,对于他的论著没有多少深刻的印象。最近一些年,他好像又把主攻方向转到中古时期,尤其是《古诗十九首》和建安文学的研究,这便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这些年来,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汉魏六朝文学,也写了若干肤浅的文字。也许是这个缘故,木斋先生也注意到我。我们的学术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去年夏天,《社会科学研究》杂志要刊发一组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文章,责编邀我作栏目主持人。我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他的结论,但是赞赏他的“勇于探索的精神。”(注:参看《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18页。)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学术见解的新奇。 　　新奇的“奇”字,在汉魏六朝时期有不同的理解。钟嵘的诗学主张比较新锐,因而在《诗品》中,对于“奇”字似多褒义,如称曹植“古气奇高,词彩华茂”。而力求折中的刘勰则对于“奇”字似乎持保留态度。这方面,日本著名汉学家兴膳宏先生曾著有弘文,就是从“奇”字入手,论述了钟嵘与刘勰文学思想的异同。受此启发,我使用了“新奇”二字来形容木斋的学术见解,既非褒义,也非贬义,而是带有中性色彩。 　　从学术的基本倾向上来说,我个人相对保守。譬如《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我并没有独立见解,通常是接受历史上的成说,包括与此相关联的所谓“苏李诗”、《孔雀东南飞》等,也都持此一态度。尽管如此,我对于这些问题的论争,非常关注,各种新说,也多作思考。说到苏李诗和《古诗十九首》的年代问题,迄今为止,不外乎三种观点:《玉台新咏》收录了《古诗十九首》中的九首,题署枚乘,编者似乎认为是西汉作品,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力主此说。而刘勰、李善则认为这组诗是东汉作品;而这一观点,已为现代多数学者所认可。还有第三种说法,即前引钟嵘提到的“旧说”,认为是曹、王所制。马雍《苏李诗制作时代考》,还有木斋先生的这部新著即持此说。 　　无论哪一种说法,就辨析方法而言,现代人的论述,大体上遵循着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归纳出来的十二种辨伪的方法,譬如前代从未著录,突然冒出来的书十有八九是伪的,还有著作掺杂了后来的内容,也有问题。这种辨伪的方法,我们在过去是深信不疑的。问题是,说有易,说无难。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这些曾被认为是科学的辨伪方法,几乎都遭遇到空前的挑战。 　　譬如钱穆先生认为《老子》是西汉初年的作品,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还有湖北郭店出土的楚简,都强有力地驳倒了这种观点。又如虞姬的《答项王歌》,文学史多认为靠不住,因为其五言形式不可能出现在楚汉相争之际。但是这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