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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研究学科重构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从萌芽阶段开始,就有许多根本问题困扰学术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2008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进一步思考、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参照系。他的这部文学史还不能真正全面科学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的论述也缺乏应有的深度。但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厚感情,他独特的文风和学术个性,对未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弥足珍贵。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史;国外汉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3-0119-04 　　韦济木(1965―),男,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重庆涪陵40810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过半个世纪之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全面梳理、总结和反思。由于“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制度改革的深化,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面临着新的语境与新的问题”[1],继2007年8月在湖北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后,2008年10月,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召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河北大学举行,此次理事会研讨的议题主要是“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建设”、“现代文学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及“现代文学教学”三个方面。如此密集召开规模、议题相似的学术会议,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界是罕见的。不但如此,近五年间,与学科建设相关的学术文章也较为集中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究竟怎样,需要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有哪些,学科的未来前景如何,已经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2008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进一步思考、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参照系。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从萌芽阶段开始,就有许多根本问题困扰学术界。首先是研究主体的问题:个人专著还是集体合著?学术立场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中国文学视阈还是中国新文学视阈? 　　目前,中国研究界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除去早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之外,几乎都是集体撰写。这是由国内文学史著作的撰写意图和流通环境等因素造成的。首先,中国现代文学史主要是作为高校教材来编撰。为了教学而注重知识性、普适性,需要尽量避免学术个性;同时,集体撰写可以避免个人精力投入不足、视野不开阔可能带来的褊狭和遗漏;集体编撰还可以客观上拓宽著作适用范围,用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捆绑订户。其次,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是在国家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事实上,包括王瑶、刘绶松等也不是真正的个人学术著述。但编撰主体的这一特点,不可避免会带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学术个性的缺失、学术原创性和学术深度的不足,甚至是学术立场、表述风格的不统一,在一部文学史著作中学术水平参差不齐。这是国内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不可避免的“硬伤”。 　　同时,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体制”色彩浓厚,服务教学的特点突出,引发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研究出发点学术性严重不足,政治、社会色彩异常浓厚。学科的发展,比其他任何文学学科都要考虑政治形势的需要,都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掣肘。这一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较大的改观,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部文学史著作有独到的见解,论述客观理性,吸收了作者本人和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影响下的“重写文学史”反思成果。这部著作既旗帜鲜明地张扬了现代文学的启蒙、立人的社会功能,也正视了文学演变的内在规律。但由于前述各种原因,类似钱理群先生的这种努力还是有限的,没能从根本上突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瓶颈问题。 　　 　　二 　　 　　我们暂时撇开这些困扰我们的问题,考察一下近期一位国外汉学家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 　　2008年9月,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出版并发行。据《文汇报》报道:2008年9月16日,上海“襄阳路上的‘大可堂’茶馆非同寻常,一本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新书首发式,挑动了整个学界的神经,沪上著名学者几乎倾巢出动,北京和广州的部分媒体甚至打着‘飞的’赶来。此书引起轰动,只因作者是那个当年炮轰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2]。 　　顾彬的这部文学史并不完美,甚至也无法取得类似于王瑶的《新文学史稿》、唐?|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黄修己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由于视野和资料累积的原因,他的这部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