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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村两后生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摘 要：“两后生”是新生代农民工中最年轻、困难最大、困惑最多和最需要得到全社会关爱的群体，他们融入城市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的自我发展，更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对“农村两后生”的基本情况、城市融入意愿、城市融入条件等方面进行描述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政策的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两后生；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4428（2011）04-10-03 　　 　　一、研究背景与方法 　　本文将“农村两后生”定义为――初中或高中毕业/辍学后未能继续升学，并且毕业/辍学时间在5年以内的农民工。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特殊的一部分。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而农村“两后生”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更加特殊的群体，他们社会经验少，学历相对低，是新生代农民工中最年轻、困难最大、困惑最多和最需要得到全社会关爱的群体。目前，全国每年新增700万“两后生”农民工，他们便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制约因素。 　　“农村两后生”离开土生土长的乡村，奔赴城市挑战新生活，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又有怎样的心态？他们最终是“落地生根”成为新市民，还是“落叶归根”回到家乡？为此，我们做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东南大学寒假社会实践的形式进行，从全校5830名农村籍本科生中，随机抽取2550名学生（考虑到东南大学江苏省籍学生较多，对其进行了加权处理），要求每名学生返乡后调查4份问卷（2份“两后生”农民工，2份非两后生农民工，性别等不限）。实际发放问卷10200余份，共回收7609份，回收率约为75%，其中有效问卷6693份，有效回收率约为66%。 　　二、城市融入的界定 　　城市融入，不仅是一个结果，它更是一个过程与状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方面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从务农转化为务工经商，意味着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社会关系网络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转变为以业缘为主；二是以机会资源为象征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 　　城市融入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空间的移动、身份的变换和认同的改变。由农村进入城市，伴随空间改变的是一系列生产与生活习性，以及这个空间背后所附着的看待社会与自我的意义体系。农村社会，一般被描述为“差序格局”、“情境中心”或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它是“熟人社会”的一种“理想型”。而城市社会则带有强烈的异质性、社会分工高度分化和理性计算等特征，所以由农村融入城市所表现出的社会流动，是一种个人对于社会变迁的感知与实践。农民工不仅要变成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一员，他们还要成为现代城市社会的市民成员。这意味着这种身份转换的背后是权利与义务准则的变更：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成为产业工人，享有市民的各项权益，还成为法律上的一个权利主体。实现城市融入最关键的便是认同的转变。农民工以前一直生活在农村，长久以来形成的固定生活方式使他们形成了看待事物的特有看法与态度，这便是习性。当他们进入城市这个新“场域”时，他们面对城市的“新”生活，自然会在乡土与城市的认同与价值观层面发生改变。 　　对于我们要研究的“两后生”而言，他们面临着三方面的张力：政策的“碎片化”调整与他们越来越强烈的渴望城市化之间的张力；对城市化的向往和实现城市化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这使得他们也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不能“安居乐业”，没有获得相对稳定的就业权利和保障，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总之，无论新老农民工，他们“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都不仅仅是他们个人或一个家庭的问题，更是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元素之一。 　　三、两后生基本情况 　　样本的总体分布情况是：老一代农民工有1137人，占总体的17.0%；新生代农民工中的非“两后生”群体共有2288人，占总体的34.2%；“两后生”群体共有3286人，占总体的48.8%。 　　从我们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中得出，本次调查对象中的“两后生”文化程度情况如下：初中占42.3%、普通高中占37.5%和职高、中专、技校等占20.2%。对于目前的收入状况，有59.1%的“两后生”表示一般，25.4%表示比较不满意，总体满意度较低。我们从收入状况满意度与年龄分组的交互比较中可以得出结论：“两后生”对于自己的收入满意度明显较其他年龄组农民工低一筹。 　　笔者认为原因有：其一是“两后生”社会经验不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