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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文人妇女观建构与反思 　　摘 要：明初文人妇女观保守与落后的传统认识，来源于相关妇女问题研究的推演，是一种外在层累建构，其根本缺陷是未从明初文人妇女观念本身去做整体分析。实际上，明初文人在认同妇女贞节观念的同时，还有对夫忠妇贞伦理秩序的倡导，对节妇敢于担当的崇尚，亦有对重情烈妇的赞美。其背后思想基调一方面是强调“男外女内”的社会秩序，通过烘托妇贞固化妇女的家庭本位，从相反层面激励男子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主张社会个体的独立性，通过挖掘明初贞妇的睿智、果敢和勇于担当，凸显她们的独立品质；此外，还有对妇女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人性的认同。正是由于明初文人妇女观的长期孕育，才有明代中后期妇女解放思想大幕的开启。明初文人妇女观的曲解建构反映出传统阶级二元论思想在史学研究中的挥之不去，也再次警醒妇女史研究需要时刻把握妇女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妇女观；旌表制度；贞节观念；明初 　　作者简介：王雪萍，女，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明代社会史、妇女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本建构与家内秩序：明代女性碑传文研究”，项目编号：13YJC77005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4M550169；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JC2012W5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1-0152-09 　　有关明代妇女的观念认识一直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关于明代中后期文人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相较而言，明初文人妇女观研究则相形见绌。它不仅表现在其专门性研究成果寥寥，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对明初文人妇女观的曲解建构甚至形成一种认识范式，即明初文人妇女观的保守与落后。这一方面割裂了明代文人妇女观在初期与中后期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否定了明代文人在国家政策和社会实践之间的自我能动性。尤其需要警醒的是，它还影响了学术界对明初文人妇女观本身的进一步解构。因此，冲破已有认识上的范式，具体分析明初文人妇女观的深层内涵和思想基调，在有明一代国家与社会的整体视野下重新审视明初文人的妇女观，显得尤为必要。 　　一、明初文人妇女观的层累建构 　　明代初期，作为一个新朝代的奠基阶段，政治史研究得到充分重视。至于妇女史研究，这一时期则往往被贴上“保守”的标签。形成这一观念基于两方面的研究延展：一个是明初国家对妇女的旌表制度，另一个是明代社会妇女的贞烈行为，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往往扭结在一起，形成内在因果关联。 　　明代妇女贞烈行为的普遍与强化，乃至极端扭曲与骇人，是中国帝制时代后期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高世瑜对该现象演进的时间脉络做过分析，认为女性贞节观念强化大体以宋金时期为过渡期，以元代为转折点。[1]（P136-146）由此明代女性贞节现象不断发展，愈演愈烈。对其主导因素，学者们则分别从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加以探讨。如关于明代国家制度层面对妇女贞节观念的强化，杜芳琴在《尚烈与倡节：明清妇女贞节的特点及其成因》中指出，明清时期的妇女贞节道德标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2]蔡凌虹的《明代节妇烈女旌表初探》考察了明代的旌表制度与节妇烈女涌现之间的紧密关系。[3]我国台湾学者林时民在《对明代妇女贞节观念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认为，在宋代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相关言论与明初上层统治阶级的共同倡导下，明代妇女的贞?观念得以不断地持续产生影响力。[4]（P68-72）安碧莲的《明代妇女贞节观的强化与实践》则以《明实录》《明史》《大明会典》及地方志等官方史书的记载内容，结合明人文集、笔记小说的相关资料，指出来自国家统治层面的鼓励机制成为明代妇女贞节观不断强化的直接原因。[5]尽管这些成果研究关注点多有不同，也没有具体划分发生年代是在明代初期还是中后期，但就其明初这一时段来说，在国家政策所形成的鼓励机制下，妇女贞节观在日益强化的认识似乎不证自明。 　　上述研究自然涉及明初文人的妇女观念。对此，耐人寻味的是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把明代文人对妇女贞节行为的颂扬文字看作女性贞节行为激烈的重要推手。换句话说，在寻求明代文人妇女观与当时贞洁烈女现象增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个这样的前提：明初文人妇女观是保守的，他们对践行贞节道德标准与国家具有一致性，他们对女性典范的倡导直接导致其后妇女“贞节”标准的固化与严酷。也正是以此为标的，一些学者还进而着重研究明中后期出现的那些“妇女解放”新观念。较为有代表性的是我国台湾学者郑培凯的《晚明士大夫对妇女意识的注意》一文。在该文中，郑培凯首先概述明代贞节观严格发展的背景，如国家旌表制度的建立、女教书的推广，以及明初文人笔记中对妇女贞节的宣扬等，再论述明代中期以后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