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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方法主义与法学中国构建 　　摘要：权利“方法主义”中的“二分注视”对应现代分析哲学在“信仰”与“科学”上的区分。其中“作为方法的权利”层面，暗示了不同文化中关于权利正当“终极依据”的“唯美主义想象”。“权利的方法”层面，致力于权利实现上最有效的科学方法。这两个层面的区别对待，在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过度“文化相对论”的双重弊端中，启示了中国法学建构的宏观方案。 　　关键词：权利“方法主义”；中国权利法学；建构方案 　　中图分类号：D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3―0092―04 　　一、引言 　　权利观念的引入，早已成为中国不容置疑的潮流和事实，当下甚至脱离了权利话语，我们无法谈论法治秩序与社会生活。特别是西方学者认为，“权利概念无处不在，它在我们的思维习惯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不能想象没有它会怎么样”。相比之下，其实，古代中国并没有生成一套明晰的权利哲学的传统，但是，随着对西方权利理论的熟稔，中国学者们试图改造、发展和兴创出切合中国自身的权利方案。这些方案意味着对西方权利理论进行中国自主地思考，当然其中不可回避从根本的文化层面上进行反思。但是，这种反思并不意味着反对权利主义，它只是在于警惕其中所隐藏的西方地方性因素。若夹杂一些不能融通的西方因素，将不利于中国权利理论体系的实效。 　　那么，何为西方的？何为世界的？何为相对的？何为普适的？区分“价值信仰”与“科学理论”，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现代分析哲学所强调的基本立场进行辨析，并构建中国权利理论的方案：基于不可辨别优劣真假的价值信仰选择，中国权利正当的根据（“正当论证”），应当保存本土固有传统或是立足于内在的发展。在此之外的，才能通过经验实证与逻辑论理，讨论权利科学的真实问题（“真假实证”），并借鉴于西方，建构、落实中国的权利方法体系。 　　就此，我们提出一种权利的“方法主义”，它带有现代分析哲学的立场，“二分注视”于“作为方法的权利”和“权利的方法”的两个层面，对应上述分析哲学在“信仰”与“科学”上的区分。 　　所谓权利的“方法主义”，可视为法研究中一种从本质主义到相对主义的立场转变。权利不再作为法律本质的根本价值要素而出现，因为，本质是唯一的、必然的，而方法则是多样的、可选择的。这符合从“古典形而上学”至“现代分析哲学”的路径转向。 　　具体而言，权利的“方法主义”，区分为“作为方法的权利”（方法性的）和“权利的方法”（方法化的）这两个层面。“作为方法的权利”，意指以权利为方法和视角，建造法治秩序与社会生活的“理解框架”。它不直接以权利为对象，而倾向于权利与其它研究对象的外部关联。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这种外部关联往往造就权利的各种本位主义之论说。如，西方“个人权利主义”，它只是多元价值选择下，西方特有的权利观之于法治秩序的一种本位构成方式。这其实是一类“定位权利的信仰”，其背景中存在韦伯所谓各文明间价值无优劣的“诸神之争”的问题。而“权利的方法”，则研究权利本身的构造方式及其功用的实现途径或手段。它侧重人类生活中实际利益的考量，是所选定的价值体系中，权利实现方式的科学性问题。这可被视为一种“实践权利的科学”，意味着其中存在一种可测定优劣、验证真伪的普适规则。 　　上述“二分注视”的立场，对法学的“中国构建”而言：一方面，“价值多元”是法律的“本位信仰”、“中国特色”的一种理据；另一方面，“科学普适”是法治的“中西融通”、“人类共识”的基础之一。因此，这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知识政治学）和过度的“文化相对论”之双重弊端，进而提示中西法治融通的宏观方案。 　　二、作为方法的权利 　　“作为方法的权利”层面，可以观察到中西权利观中各自构想社会“理想图景”的不同。人类理性的限度暗示了“终极依据”只是各民族自身一种“唯美主义的想象”。它警示了中国试图构建所谓西化的权利观是一种误途，但这也并不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异域间价值信仰“融通”的可能方面。 　　1.西方“个人权利主义”的文化地方性 　　一般认为，现代法制模式体现一种“个人权利主义”的本位倾向，它基于理性人在自由经济中实现个人利益的理论预设。然而，这种以个人权利为核心来建构社会秩序的方法，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地域性。在现实世界中，理性人并不能全面代表真实的自然人。最正常的人，其一生也必然会存在幼年不理性的阶段，即便在成年的理性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大量非理性的行为。理性人的预设，来自西方在价值上被认为是独立自足的个人权利意识。大概来说，这种意识是在古希腊“自然法”哲学基础上，经过基督教（包括新教改革）洗礼和近现代理性启蒙的双重加工而形成的。虽然，作为前提基础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等理论饱受驳斥，致使“个人权利至上”的倾向备受怀疑，但经改善后的新形式――自由人权理论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