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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任性发生机理与防控措施 　　【摘要】权力的“任性”主要是权力主导者在行动权的认知上缺乏责任意识和民意导向，在控制权的认知上缺乏对权力边界的勾勒和厘定，造成了政府权力的随意性使用。因而，一个不“任性”又有为的政府，应当是一个民意政府，一个责任政府，更是一个有限政府。只有深刻理解权力“任性”的发生机理，树立全新的施政理念，实施有效的防控措施，营造有为政府的社会环境，才能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约束，实现良善的国家治理。 　　【关键词】权力任性 权力有为 有效政府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已然脱胎换骨。“中国奇迹”的产生，种种成果的实现，无疑与政府对公共权力的有效行使密切相关。不过，民众在享受着有为政府之福的同时，也不时遭遇着“任性”权力之痛。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迅速成长和社会改革向深水区域的逐步推进，权力“任性”乱象如决堤之蚁，日益威胁着国家体系的稳定和效能。只有深刻理解权力“任性”的发生机理，树立全新的施政理念，实施有效的防控措施，营造有为政府的社会环境，才能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约束，实现良善的国家治理。 　　“无为”与“妄为”：两大权力行使乱象 　　丹尼斯?朗曾将权力区分为行动权（power to）和控制权（power over）①，说明对于一个政府而言，一方面，权力是为达成某种政治行为所采取的方式和凭借，需要有充分的权力资源供给，才能完成特定的政治活动和施政行为，其行动的意向性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的，并通过对权力的运用实现政府职能。因而政府的行动权，既是政府的责任所在，又是大众的意志所向。另一方面，权力又是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所必须施加的一系列影响和控制，它会影响或制约权力受众的主观活动，使公共生活按照一定的规模和秩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因此这种控制权的施用对象、程度以及规模，都应当受到严格的界定和限制，否则极易产生权力乱象。这种乱象突出地表现在两头分化的方面：一头是懒政怠政与不作为，另一头是贪腐严重滥作为。遏制这两大权力乱象，有效防范公权力沦落为掌权者为个别团体及个人攫取私利的工具，才是推进政治制度革新的切实进路。 　　无为―懒政怠政和不作为。与老子的“无为而治”不同，政府若是无为，则遑论治理，这种消极的政府行为主要表现为职能缺位和懒政怠政，有些官员因为怕出事而宁愿不做事，仅一个“怕”字就道出了众多官员内心的宿疾，怕的原因无外乎是缺乏民意基础作为坚强后盾和行动堡垒，一旦出现某种负面政策后果，则出现“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从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官员们宁肯背上“无为”之名，也不愿摊上大有可为之事。 　　受懒政思维的影响，很多情况下，政府即使敏锐地觉察和识别出社会问题上升至政策问题的必要性，即使意识到承担起某项公共责任对提升政府效能、树立政府良好形象有积极作用，即使可以预见一项强有力的施政行为能够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也会因相关利益群体的庞杂、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政策成本等方面的考量予以搁置。更有甚者，有些政府部门遇到事情绕道走，大打太极，消极推诿，现实工作一件不做，汇报材料却能堆叠如山；宁肯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也不愿为找上门来的老百姓办件实事；门外是民怨四起，门内却是手机桌游，其遭致的结果只能是权力的功能丧失，渎职行为频生，监管漏洞百出，整个行政机构变成怠慢和混乱的卡夫卡式结合体。 　　懒政官员就如温水中的青蛙，而其日积月累的消极怠工增加了公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与紧张，使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日益滋生，更加容易导致官民之间的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时，这种官员的政治倦怠也纵容和扩大了公众的政治冷漠，在低反馈、低回应的民意输送过程中，民意淤积在政府门前无法进入政策窗口，最终的结果只能使公众参与变成死水一滩。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迟到的正当即为非正当。这种任意性地搁置公共价值，选择性地实现公共目标的行为，最终会因为规避和拖延而对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伤，它损伤的不仅是政府的绩效，更是政府的合法性根基。 　　妄为―权力异化和腐败。与庸官懒政截然相对的是权力的异化和腐败，如果说政府的不作为只是一种搁置正义的做法，那么政府对权力的滥用则是颠覆正义的行为。这种权力的“妄为”就如无数双贪婪的手，伸向国家利益和公共资源，将其纳入私人囊中。权力的任性妄为绝非一日之功，每每官员落马，其背后都会牵涉出一系列的违法乱纪行为，这些行为在官员任职期限内长期存在，甚至出现所谓“39岁现象”、“59岁现象”等，唯恐失去以权谋私的最后机会，这种投机心理，深刻反映了权力的任意性和独断性―在其位便肆意用权，用其权便肆意牟利，视规则如虚设，视法律如无物。 　　由于权力具有鲜明的意向性，权力的施予者能够预见相关的影响和后果，在其心理预计中，一旦承担后果的风险足够小，所获取的利益足够大，就极易产生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