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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国报刊活动家胡政之政论风格 　　摘要：在我国新闻史上，胡政之是一个不能也不该忽视的人物。他是著名记者，是唯一采访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他是著名政论家，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发出令世人警醒的言论；他是报纸经营家，1926年任新记《大公报》总经理，将余生的所有精力奉献给了这家报社。他的政论文章极具个人特色，且数量多、质量佳、也最具个性。他用稳健的笔峰，冷眼旁观世事，以启民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众人激情澎湃的呐喊中，发出自己沉着、冷静的声音。 　　关键词：胡政之；政论；特色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1-0490-02 　　1.文笔中潜移默化的精英意识 　　从中国报坛出现白话报纸，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国报章文体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类似于奏折的纯文言文再到梁启超所著的半文半白的文章，至1926年时，国民已经基本习惯了白话文的表达方式。1904年4月26日，上海《警钟时报》发表论说《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对我国白话报的历史做了较为精练的表述：溯白话报之出现，始于常州，未久而辍。及《杭州白话报》出，大受欢迎，而继出者遂多。若苏州、若安徽、若绍兴，皆有所谓白话报，西有《新白话报》，上海有《中国白话报》，又若天津《大公报》，香港之《中国日报》，亦时参用白话，此皆白话之势力与中国文化相随而发达之证也。 　　胡政之有很好的文史根底，从小受过桐城派古文的熏陶，笔力雄健，言简意赅。而文言文较之白话文言辞省约，能以更简短的语言，表达更丰富的涵义，胡政之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对白话文的使用仅此两篇。胡政之钟情于文言文，还体现在对编辑部从业人员的要求上，所有进入大公报的编辑、记者，熟练运用文言文写作是必需具备的素质。从他的个人阅读习惯也可看出他对文言文特有的偏好，幼年喜看桐城派文章，进入新闻业后，对二、三十年代的新潮杂志、书籍不看，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而文言文能以最少的文字，表达更多的意义，是他钟情于文言文表达的理由。 　　可以说，从未放弃过文言文写作的胡政之，一直坚持以精英的意识对待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仍未脱离传统的仕的角色意识，而与之略显矛盾的是，虽然他以精英的视角看待问题，其政论文章中却不乏对于民生的体恤之情。无论何种国家，莫不使一般国民受相当之教育，而社会上更有健全之中流人物为之中坚。文言文是中国读书人几千文来使用的文体，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根深蒂固，胡政之处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年代，在中国文坛推行白话文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文的坚守比其他报人更为执着。在他的政论文章里，只有两篇略带白话文形式，分别是《反对帝国主义》（1924年8月10日《国闻周报》第1卷第2期）、《静穆的悲哀》（1925年6月7日《国闻周报》第2卷第21期），这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一致，都是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发生之后，胡政之内心激动澎湃，于是终于把目光集中到了所有人的身上，情不自禁地一改对文言人的坚守，以平白如话的语言呈现出来。 　　而根据胡政之的政论所涉及的内容，除了外交、内政就是经济问题，他的政论的读者群是社会上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家命运前途的这一人群，而这一受众群体的选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就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即有军阀、官僚、士大夫、学生等。因此说，胡政之的精英意识，重点体现在对文言文的坚守方面。 　　2.文本中沉着理性的态度和深刻的内涵 　　2.1 沉着理性的态度。胡政之的政论文章，从头到尾，很少有激情澎湃的情绪，一直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写作，如同一部理论专著，看过之后，给人以智慧的启迪，阅读之后读者也会不由自主地进行冷静思考。在战乱频仍、全民皆激越的年代，能独善其身，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相当不容易的。 　　而事实上他写作的时间是极短的，因为胡政之的新闻从业经历中，写文章并非主攻方向。《新社会报》时期任日文翻译兼评论员；王郅隆大公报时期，他任经理，大力提倡版面的改革，使销量大幅上升；国闻通讯社时期，他一手抓经营，一手抓写作；而新记大公报时期，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为《大公报》的擘划奔走，留给他写作文章的时间非常有限。 　　就一件政治事件，他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每一篇文件都像是研究报告。以《退还庚子赔款之用途》一文为例，文章先是介绍了社会上对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三种用途，第二部分，详细的解释庚子赔款的来由，再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分析三种用途的利与弊，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写作风格正是其冷静客观的诠释。 　　在《政变之真因》中，胡政之曾表达出自己的冷静与客观态度：吾人研究社会事物，不特不能囿于褊狭的情感，亦且不能为夸大的理想所奴使也。从事理本身上虚心静念产，求一观察之根据。 　　要如何解释胡政之这种冷静与客观，恐怕要从新闻事业的性质出发，新闻是社会之公器，大众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