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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外交近代化及其思考 　　摘 要 面对西方的侵略，晚清政府被迫开始调整外交体制，由于此时社会思想发生了裂变，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二元化结构，这在思想层面上决定了晚清七十年外交的基本走向。由于晚清政府外交指导思想的不成熟和外交运作体制上的不健全，导致其外交政策及其实践总体是失败的，这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 晚清 外交 近代化 思考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问题是长期以来是史学界一个比较热门的论题，中外众多学者在这一方面作了不少文章，出了很多成果，其中不乏见智见仁的观点。然而，在一些具体面相上，仍有继续挖掘的必要。笔者撷取近代化中的一个层面――晚清时期中国外交的近代化问题，试加以分析和探讨。 　　一、晚清外交体制发展的阶段及其特点 　　（一）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1861年 　　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一味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同外界特别是西方诸国很少有外交上的来往。在清政府中央行政体系中，并没有专门外交机构，而是由礼部、理藩院兼管各藩属国的朝贡事务。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古老的大门被英殖民者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开放，满清政府不得不设置五口通商大臣一职，负责五个沿海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事务。然而，该大臣只是临时性的，既无专设职官，又无专门衙署，例由所在地总督兼任。可见，此时晚清外交体制同1840年以前相比并无太大变化，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二）第二阶段：从1861年到1901年 　　这40年是清政府外交近代化起步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后，清政府于1861年1月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处理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此后，又于1866年改五口通商大臣为南洋通商大臣，管理南方及沿江各口岸，又设三口通商大臣，负责天津、营口、烟台三个通商口岸；1870年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通商大臣。此外，从1875年开始，清政府陆续向外国派驻外交使馆和使节。这些机构的设立体现了中国外交上的对外开放；遣使出国、设驻外公使则体现了清政府走向世界的步伐。这一时期近代外交体制的逐步确立，体现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重要转折。 　　（三）第三阶段：从1901年到1912年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至此，清政府彻底沦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代理人。根据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的规定，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此后，原来由总理衙门管理的其他洋务事宜，均由新成立的相关中央各部负责，外务部专门办理同各国的交涉事务。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体制已成为西方列强遥控清政府的工具。直到民国前期，在巴黎和会顾维均等北洋政府代表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以及后来的南京政府发起“改订新约运动”，中国外交受制于人的状况才有所改变。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外交体制的制约和束缚下，发生根本性变化是不可能的。中国外交真正的独立自主是建立新中国以后。 　　二、晚清外交思想的二元结构及其发展趋势 　　伴随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对中国史无前例的冲击，清朝晚期，在全社会特别是在统治阶层内部，逐步形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二元化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在思想层面上决定了晚清七十年外交的基本走向。下面简略地分析一下这种独特的二元结构。 　　面对西方殖民者的武装侵略的危局，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和社会各阶层都发生了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一方面，民族的危机极大地强化了保守势力对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强烈道德反感，在根深蒂固的“华夷秩序”观念下，他们认为中华皇权至高无上，洋人都是蛮夷，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更不用说学习他们了。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一部分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却已不再完全囿于传统观念，他们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意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李鸿章、曾纪泽、郭嵩焘等为代表的一批人，已自觉不自觉的以某些近代的外交方式来同列强进行协调、周旋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他们的思想内核中，多少能体现出一些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思想。以上两种外交思想共同存在于晚清社会中，但它们并非并行不悖，而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 　　从长远看，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由于近代外交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动力，无论传统外交观念如何顽固，其最终命运只能是让位于近代外交思想。众所周知，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是中外交往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1860年后，由于清廷要求外国公使行三拜九叩的藩属之礼，而各国使节坚持按照近代外交惯例行鞠躬礼，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于是，总理衙门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外国公使的请求。但是，无论清政府如何抗拒，也不可能扭转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中西外交情势的发展，1873年，同治帝亲政大典时，清廷最终还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