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议行合一原则在苏中两国政权建设中实践 .docVIP

浅析议行合一原则在苏中两国政权建设中实践 　　摘要:从历史的视角,探讨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原则在苏中两国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实践,试图说明,“议行合一”的政权机关建设模式不再适应时代的潮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构建之初就已经不是纯粹的马克思所倡导的巴黎公社式的“议行合一” 政体,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时期里,应该与时俱进,根据自己的政治实践和需要建立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政治制度。 　　关键词:巴黎公社;议行合一;国家政权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2―0133―02 　　 　　议行合一原则对苏中两国的政权机关的建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议行合一原则的思想渊源和具体内涵进行分析,有助于对我国政权机关的改革演进的过程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一、议行合一原则的思想渊源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巴黎公社当时由巴黎全市20个选区直接选出的86个委员组成公社委员会,在公社委员会下设立了相当于政府各个部的10个委员会。公社委员兼任各政府委员会的负责人,公社负责立法和决定所有重大问题[1]。巴黎公社革命之后,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明确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原则,他指出,“公社……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权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切有关社会生活的创议权都留归公社。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官吏来执行。”[2] 　　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议行合一”原则的经典表述,可以看出“议行合一”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特性:(1)从组织结构上看,新型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既是立法机关,又是行政机关。以此来避免当时资产阶级议会只务清谈,没有效率的弊端 。这是议行合一原则在组织上最重要的表现。(2)从职权上看,人民代表机关拥有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内的一切权力。 　　 　　二、议行合一原则在苏联政权机构建设中实践和变迁 　　 　　1.苏联政权建设初期,苏联立法者力图贯彻“议行合一”原则。在苏联政权建设初期,苏维埃政权机构的建设更多的是照搬巴黎公社的模式,例如,1918年苏俄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规定中??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可行使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所有权力。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人民委员会来管理全国一切政务。人民委员会完全对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人民委员会下设18个人民委员会部以领导各个管理部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各人民委员会部的负责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废除或停止人民委员会的任何决定或决议。同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最高法院。院长、副院长及最高法院委员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之。 　　可以看出,在在苏联政权建设初期,政权机关的名称如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都是沿袭巴黎公社的叫法。同时强调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苏联最高“立法、执行、指挥”机关,这都体现了苏联立法者力图在国家政权建构中完全贯彻“议行合一”原则。 　　2.1936年苏联宪法,对“议行合一”的突破。1936年制定的苏联宪法对苏联的政权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由原来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改为最高苏维埃,原来的常设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替代。“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建设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体现在: 　　(1)国家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各自的组织、职权分明。宪法取消了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是最高“立法、执行、指挥”机构的规定。设立了部长会议作为专门的行政机关,并取消了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必须在管理机关工作的规定。(2)更强调各个权力机关之间的独立性。苏联1936年宪法规定,审判员独立,只服从法律。各级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地方机关的干涉,只服从苏联总检察长。另一方面, 1936年宪法规定,行政机关部长会议由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产生,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等由最高苏维埃选举和罢免。 　　由此可见,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虽然立法者理论上仍主张遵循“议行合一”的组织原则,但在具体的政权组织结构上,已经不再坚持这一原则。可以说,议行合一原则的在政权制度中的外在表现已经消失。 　　 　　三、议行合一原则在中国政权机构建设中的实践和变迁 　　 　　1.第一阶段:中国政权建设初期(1954―1957年) 　　1953年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5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宪法》和《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组织法》等法律,确立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中国政治制度。我国政权机构在构建之初,主要是仿效苏联1936年宪法体制,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