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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中西方媒体对中国剩女现象报道与态度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一传统伦理现象在现代城市中也受到一定冲击。近十年来，“剩女”这一概念进入大众的视野，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舆论热点。本文从议程设置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的角度比较分析中西方媒体对中国“剩女”现象的报道与态度。 一、“剩女”的出现与再思考 　　“剩女”一词最早出现在网络上，而它正式进入社会语言体系是在2007年8月16日，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列出了171条汉语新词，“剩女”是新词之一，它是指那些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未婚女性，她们一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同时有较高的择偶要求而被“剩下”的一个女性群体。随着该话题的不断发酵，“剩女”这一现象引发热议，也引起了国外的广泛关注，将其音译为“shengnu”或译为“leftover women”。 　　而在实际情况中，根据瓦莱丽?赫德森（Valerie M. Hudson）和安德烈亚?博尔（Andrea M. den Boer）在2004年出版的 《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 （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一书中指出，到2020年，光棍将占到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不难发现，“剩男”的概率比“剩女”的概率大的多。陈友华，吕程（2011）也根据1995、2000与2005年的中国女性过剩的规模和结构进行了估算，认为目前中国女性过剩实属伪命题，女性在各组年龄组及教育程度下都基本处于短缺状态。另外，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25-29岁与30-34岁人口中男女人口比重，见表1，我们可以发现男性人口占比均高于女性人口。 　　同年龄女性人口偏少理应让她们在婚恋市场中占据上风。然而，在社会中，适龄未婚女性这个群体被夸大强调。“剩女”更像是眼球经济和消费社会下建构并催生的概念。而婚姻本身并非单一的性别行为，“剩男”和“剩女”是相对的概念。如果只考察女性未婚者，则容易被数据误导而造成对事实的扭曲。 　　对于产生“剩女”现象的原因，从婚配的角度，诸多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妇女生育率持续下降与80年代以来妇女生育率的出生性别比的不断攀升，对21世纪中国男性婚姻挤压以及由此引发的择偶困难的忧虑。也有学者认为，婚姻的“梯度理论”也是影响因素，男性倾向于找年龄比自己小，文化程度比自己低的女性。而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攀升，男女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越来越小。另外，有?W者提出“婚姻同质”理论，即在婚配的过程中寻求门当户对。而从传播的角度，媒体传播对“剩女”这一社会舆论热点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2017年8月29日新华社发布文章《七夕调查职场男女“剩”哪家？技术男财务女最多》，从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剩”的现象，不再是仅仅从女性的角度，而是将男女都设置进调查对象中，叙述内容相对较客观： 　　七夕期间，某大型招聘网站发布《2017中国职场人情感现状大调查》，结果显示，“技术男”和“财务女”单身最多。受访白领认为交友方式较为单一，工作场合是认识异性主要渠道。68.73%的人不排斥相亲。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键理论之一，其中心是社会公众是怎样形成舆论的。新闻媒介对形成公众意见的焦点施加影响就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影响效果的因素分为两部分：媒介和受众。媒介方面有：媒介的类型、新闻工作人员的价值观、报道时间的长短等；受众方面有：受众本人的兴趣、爱好、人际交流等因素。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对“剩女”这一议程设置的变化对公众意见焦点所带来的影响。2007年开始，媒体对“剩女”现象的持续报道，主流媒体的大量转发，使得“剩女”现象俨然成为一种舆论热点。早期，新闻媒体将“剩女”纳入议程时，媒体影响下的社会舆论倾向于鼓励女性回归家庭，尽早结婚，这是新闻工作者所带来的价值导向。而在女性思想和地位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尽管接受过高等教育，受社会舆论导向的影响，未婚女性陷入了焦虑。“剩女”的舆论压力同样来自家庭，父母姑姨的传统观念似乎突然觉醒，认为女性只有结婚才是完整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言论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这些女性因为担心嫁不出去，婚配时在个人和经济方面做大幅让步。这种压力也会一直延续到婚后，她们担心离了婚就“贬值”了，这种焦虑正是新闻媒介对“剩女”现象的夸大、长期报道以及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所带来的。 　　到后期，从新闻媒介对“剩女”态度从负面到客观，使用“剩女”一词时开始为其加上引号，以及之后发布性歧视类禁用词等方面可以看出，媒体对“剩女”议程设置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