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禁政策与左翼文学出版策略.docVIP

查禁政策与左翼文学出版策略 　　内容摘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都受到社会制度的限制。在文学和社会的关系中，社会制度通过文化政策来制约文学生产，其中书报检查制度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激烈的矛盾冲突反映到文学中，出现了丰富多元的思潮和题材，左翼文学，即其中发展得最为迅速的一脉。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坚持一元化的宣传方针，通过文学查禁试图阻碍左翼文学的发展，在文学出版领域，国民党文化机关通过《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等对左翼文学出版进行控制。上海作为当时左翼文学的重要阵地，依然涌现了大批的刊物、作家、作品。面对文学查禁，当时上海左翼文学采取了各种策略，突破文网实现文学出版，赢得必要的生存空间，扩大了文学影响。 　　关键词：查禁政策 左翼文学 出版策略 　　一.期刊阵营的灵活多变 　　为了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左翼文学从成立起，就十分注重创办各种文学刊物。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左翼文学刊物在文坛逐渐形成了红色期刊阵营，扩大了左翼文学的影响，但也引起检查机构的重视。夏衍后来即曾回忆：“凡属‘左联’机关刊物的，很少能出到五期 以上。大都是出一二期就被封，然后改名再出版。” 如太阳社出版的《太阳月刊》被查禁后改名《时代文艺》继续出版，创造社出版的《文化批判》被查禁后改为《文化》重新出版，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1930年1月创刊，出刊五期便被查禁，第六期改名为《新地》，从第七期起改为《文学月报》。左翼文学出版者用这种“更名”的方法和文化审查机关周旋，延长了刊物生命，为它们提供了新的生机。 　　但更改刊名并不能为刊物带来长时间的安全，许多刊物在数次更名后依然被查禁。左翼作家和编辑们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发现，淡化刊物的政治立场，可以使刊物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北斗》是左联的机关刊物，选择丁玲主编，是因为她党派色彩不明显，同时在文坛影响力又较大。丁玲接编北斗后，曾邀请沈从文为刊物约稿，在创刊号上，因沈从文的关系而发表作品的有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等，第二期还刊发了沈从文、叶圣陶等的小说。这一举措使《北斗》比起左联过去的《萌芽》、《拓荒者》等刊物来说，“灰色”了不少，接纳徐志摩、沈从文等左联过去批判过的作家的稿件，增添了《北斗》的纯文学色彩，扩大了读者影响，也转移了国民党审查机关的注意力。 　　1933年5月20日的《生活周刊》曾刊出《文学》出版前的一张广告，特意列出了“本刊特约撰稿员”48人，其中包括鲁迅、丁玲、冰心、巴金、朱自清、老舍、周作人、梁宗岱、戴望舒、许地山、顾颉刚等人。从这些名字中，读者可以看到《文学》所刊发的作品风格之杂、水平之高。《文学》虽然是左翼作家领袖茅盾主持成立，但选择了非左联的郑振铎、傅东华为主编，并约请了上文所列的“特约撰稿员”，显示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办刊立场，使得《文学》更接近纯文学刊物，冲淡了创办者本身的左翼色彩，也为《文学》推出重要左翼作家作品，提供了更为广阔和安全的平台。 　　二、作品发表的多种途径 　　除了对左联自办刊物进行改革，作家们还寻找其他阵地发表作品。如《申报?自由谈》在1932年由黎烈文担任主编后，主张不打“旗号”，不宣传“主义”，并向左翼文坛领袖鲁迅和茅盾约稿。左翼作家便先后变换笔名，向《申报?自由谈》投稿，使《自由谈》一改过去鸳鸯蝴蝶派的风貌，成为左翼文学的编外阵地。 　　施蛰存主办的《现代》创刊号便申明“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这一刊物对各派作品、各种观点的文章兼收并蓄，在作者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天翼、瞿秋白、郭沫若、夏衍等名字，说明左翼作家在这个走中间路线的纯文学刊物上，也找到了自己的阵地，这些文章的发表，丰富了刊物的文学面貌，也扩大了左翼文学的影响。 　　为了躲避文学审查，左翼作家还采用更换笔名的方式，争取更多的发表空间。茅盾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共用了惕若、蒲牢等十几个笔名。鲁迅在1932―1936年间使用笔名多达80余个，如先生自己所说，“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1933）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 　　在单行本的出版上，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年由湖风书局出版不到两个月就被禁，后被现代书局购买版权后，以《饶了她》重新出版。巴金的小说《萌芽》1933年初版未售完就被禁，便在1934年替书中人物改名换姓，重写结尾，把书名改成《雪》，伪托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出版，其实由上海生活书店在国内秘密发售。沈端先（夏衍）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因为无论是高尔基还是夏衍，都是查禁的重点对象，就将《母亲》改为《母》，“沈端先”改为“沈瑞先”出版，逃过了被禁的命运。 　　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切断了左翼文学许多发行渠道，对左翼书店、出版社、社团、作家的打击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