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非图书馆专业学者任馆长利弊分析.docVIP

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非图书馆专业学者任馆长利弊分析 　　[摘要]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馆长除了相当一部分由专业的图书馆学专业人士担当外，也有非专业的学者型知识分子出任馆长。通过研究他们被委以馆长之责的原因、梳理他们的图书馆管理思想与实践的过程，以及个案分析，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并不具备专业的图书馆理论和管理知识，也少有图书馆学理论建树，在馆藏建设中又掺杂了明显的个人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胜任馆长一职，广博的知识、敬业的工作态度、丰富的图书馆学思想使他们成为大学图书馆馆长不可或缺的补充力量。 　　[关键词]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非图书馆专业；学者；馆长；利弊 　　[中图分类号]G251[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4-0001-06 　　大学图书馆，谁最有资格当馆长，长期以来，图书馆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民国时期的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人选来源，无外乎两种：专业的图书馆学专门人才、非图书馆专业的学者型知识分子。虽然未必是主观故意，但客观上分别沿用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习惯做法。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馆长任用的一项必备条件是“专业性”，即无论文科出身，还是具有理工科专长，出任图书馆馆长必须取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或取得图书馆专业技术知识；而日本的大学图书馆只认“教授”的馆长任用模式是“大学自治”的产物。作为外来的近代文明的新生事物，民国时期包括大学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馆长的任用，参照美、日等别国经验是一种必然。而在本土图书馆学教育尚未成气候、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图书馆人才极度欠缺的情况下，非图书馆专业的学者型知识分子便成为馆长人选的有力补充。知识渊博、学养深厚固然是支撑他们胜任馆长之职的有利因素，但欠缺图书馆学专业知识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1学问渊博是学者被聘为图书馆馆长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办好大学图书馆就等于办好大学的一半。如果说校长在办好大学图书馆中起的是宏观调控和思想指导作用的话，那么，图书馆馆长则是办好大学图书馆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其先进的观念与目标导引作用，以及科学的管理方法与手段直接引领了大学图书馆的运行和发展，而这一切是建立在广博的文化知识基础之上的。 　　1.1 懂书、爱书、能写书：学者馆长的共性 　　民国时期的大学图书室（馆）来源于传统藏书楼，规模和行政地位也有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主任（馆长）这个职位经历了兼职到专职、非专业到专业的转变。受西方先进图书馆思想的影响，馆长应该由图书馆专业人士担任的观念深入人心，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也对馆长任用条件提出“专业化”的明确规定。1927年12月，国民政府掌管全国学术教育行政的最高行政机构大学院公布《图书馆条例》，首次提出馆长的任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之一：“1.国内外图书专科毕业者；2.在图书馆服务3年以上而有成绩者；3.对于图书馆事务有相当学识及经验者。”[1]但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些著名大学开始起用非图书馆专业却在某一领域颇具权威的学者型知识分子担当图书馆馆长。对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从专业的返回到非专业的倒退，而应该将其看做是馆长人选的补充。 　　之所以延请非图书馆专业的学者知识分子担任图书馆馆长，按照1932年毛子水被蒋梦麟聘请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时的说法，缘于他“学问渊博”[2]。学问渊博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书的热爱从而产生的广泛且大量的阅读，学者也是这样炼成的。因此，虽然学者馆长没有图书馆学教育背景，但无一例外地都与书渊源深厚。毛子水和曾任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的郑振铎除了国学大师、作家、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以外，也是藏书家，郑振铎甚至还是目录学家。毛子水写过《书籍与修养》，郑振铎写过《求书日录》《漫步书林》。毛子水热衷淘书，他自述他之所以被傅斯年推荐、被蒋梦麟认可担任图书馆馆长，全得益于“网罗文献”这个嗜好。“他（指傅斯年）知道我教书非所长，对于网罗文献，则向所爱好。”[3]因为爱看书、淘书，所以他欧洲游历归国后的愿望便是在图书馆谋一份职业。郑振铎嗜书如命，私人藏书“品种与数量名噪一时”，尤其偏重“诗经、楚辞、明清文集、戏曲、弹词、宝卷、版画等图籍收集”[4]159。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 Furter）认为图书馆馆长应该由富于想象力、精力和远见的懂书、爱书、还能写书的人担任。如果按照“懂书、爱书、还能写书”这个标准，学问渊博的学者型知识分子显然是符合的。 　　北京大学新图书馆建成后，蒋梦麟有意聘请专业的图书馆学人才以“美国式”管理模式管理图书馆，专业的严文郁因此取代了非专业的毛子水。但随之不久，美国的图书馆馆长任免却发生了变化：诗人麦克拉什（Archibald MacLeish）应总统罗斯福提名出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对于这样的新选择，很多有志之士是很赞同的。在他们看来，图书馆馆长一职并非一定由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