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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创建与发展贡献问题及启示 　　收稿日期：2012-12-10 　　作者简介：陈元，凯里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井冈山大学教育学院兼职人员，教育学博士。（贵州凯里∕556011） 　　*本文系2012年度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项目编号12ZD033），凯里学院2013年度博士专项课题“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发展的贡献、问题及启示”（项目编号BS201323）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建与发展，引发了大学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方式的转变，创新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并培养了一批人才，加速了大学学位独立和学术独立的进程。但是，其时大学研究院所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重复设置、合作不足；经费不足、研究队伍不稳定；组织自身和研究教授缺乏考核等问题。这些贡献与问题对于当前大学研究机构的建设乃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贡献；问题；启示； 民国时期的大学研究院所既是我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机构，又是我国大学内部的研究机构。它是在我国移植西方大学制度与争取学术独立的时代背景下创建与发展的。它的演变过程与我国大学学术转型及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完善过程是同步的、互动的。因此，大学研究院所的设立及其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自身功能乃至大学功能的变化。其贡献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方式、人才培养模式及学术独立等方面。但大学研究院所在探索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些亦对当前大学研究机构的进一步完善有启示意义。 　　一、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创建与发展的贡献 　　（一）引发了大学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方式的转变 　　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建，从组织上来看，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使大学教员的学术研究摆脱了个体化生产的封闭研究，而走上了群体协作式的、有组织的科研活动。有了研究院所，大学更易于组织研究人才，装置研究设备，拨给研究经费，进行较为深入的实验研究。如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之由，就是出于国学研究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1]的认识。孙云铸也曾指出，有了研究院所，“同道者可藉之常相切磋，师生能赖之多所研讨”[2]。有了研究院所，大学才能够统筹人力、物力，开展跨学科、跨专业的重大课题研究，进而推动学术的繁荣发展。有了实体的科研组织，大学研究院所才能代表一个组织承担校外机关委托的各类研究实验，从而有效发挥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真正把大学科研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特别是那些不曾进行研究生教育的专门研究院所，实现了大学科研的专门化和职业化，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此外，大学新学术体系的出现也意味着学术交流形式的变化，开始出现了学术刊物。以往，学者们主要是以著作、会晤和书信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而随着大学研究院所的诞生以及现代学术体制的形成，学术刊物成为了学术交流更加迅速、更加广泛的新媒介，并且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拥有自己的学术刊物。显然，借助于新出现的学术刊物，学术共同体形成了新的学术交流方式。而这种体制性因素又成为学术交流和讨论的保障，成为当时学术发展的有力支持。 　　（二）创新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并培养了大批人才 　　大学研究院所的设立使人才培养有了自己的组织，其新的趋向是将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起来，使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这种教研结合的办学思想在大学里得以实践。人才培养的组织化管理，以大学研究院所为代表参与各种调查及实验活动，研究生成为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并得到锻炼；以组织机构为代表，使得校企合作培养研究生的举措成为可能。大学研究院所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引发研究生培养方式从早期的纯研究型个人培养方式转变为中后期的课程型集体培养方式；由早期单纯的学术研究转向为科研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正如崔载阳当时所倡导的那样：“我们当求事业推进与人才培养之汇流。因为无人不能成事，无事不能育人，人要在做事中培养，事要在养人中完成，故事业推进与人才培养，二者不能分离。”[3]周鲠生也指出，现今各大学之研究所主要目的在指导研究生，而不在自作研究，大学的研究所如要名副其实，必须表现有研究的成绩，必须有价值的“出品”，把“造人”与“出品”截然分开是不妥当的。[4]他们皆强调要做到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此外，大学研究院所开展的科学研究，促成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并且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就，造就了大批卓有成就的人才，为我国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科研人员基础。事实上，1928年中央研究院就专门制定了《国立中央研究院设置研究生章程》，规定院内各所设置研究生的数额、考试资格和修业年限等[5]，但一直未付诸实施。由是，大学之外的独立研究院所并未真正进行研究生教育。除早期教会大学外，其后的所有研究生教育均是在我国大学研究院所